【左右间】1989年，周其仁离开中国，到美国访问求学。第一年，他在科罗拉多州布德镇攻读英语；第二年，他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这导致他深受科斯和张五常的影响）；第三年，他进入加州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到美国之前，周其仁长期研究农村问题。到美国后，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产权、垄断和企业改制等方面的问题。

　　1995年，周其仁接受北大的聘任回国工作。这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火如荼。1996年，周其仁把美国求学的重要思考总结成文，发表于《经济研究》，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确定了新的学术坐标。

　　在周其仁看来，企业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的拥有者进行交易并实现价值的场所。其中，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土地还是厂房，不管它们归谁所有，物理形态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但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它代表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工作态度、知识技术、进取精神等，如果它的收益不能归于个人，就会产生懈怠和贬值，导致企业和经济体系的效率低下。

　　周其仁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本。这种才能表现为对市场盈利机会的敏感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它的驱动下，企业发展和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必须对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进行激励。激励的办法是让企业家享有企业经营的剩余利润。如果经营有方，企业家将大富大贵；如果经营失败，企业家将破产负债。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1996年后，周其仁获得很多深入企业考察的机会。他在考察中看到，大批的国有企业在长期亏损后，展开了产权改革的尝试。对此，周其仁指出，在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激励的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必然趋于低下，除非它们通过行政干预获得某种垄断地位。而其他少数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都是由于某种偶然方式，使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得到暂时承认的结果。

　　1998年，由于偶然的机会，周其仁陷入了电信问题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电信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在美国，由于网络建设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同一地域的“数网竞争”成为可能。为此，他主张中国的电信业应该全面开放，允许多个运营商在同一区域就各种业务展开竞争。他指出，所谓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而如果没有竞争，就无法核算成本，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监控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他主张，在投资人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应该鼓励一切重复建设——也就是市场竞争。

　　周其仁认为，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经济的“毒药”。1999年，在广东省长的专家咨询会上，他指出：“中国能盈利和有盈利潜能的生意还是不少，但就是某个部门独家经营垄断，不准民间进入。”其结果，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缩小了社会的就业空间。他向广东政府建议，退出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专心提供公共物品。此后，他多次呼吁，我国要尽快打破电信、电力、石油、金融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

　　2004年，随着“郎旋风”的掀起，中国出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大争论。在这次争论中，郎咸平以“捍卫国有资产”的名义，要求立法禁止MBO，改变国企改制的方向，得到了大量的舆论支持。随后，张维迎发表言论，对其反驳，表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结果导致公众对他骂声一片，使舆论更多地倒向郎咸平。关键时刻，周其仁出手，发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指出，国企问题的根本“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链条缺乏最终自然人；国企改制应“三分天下”，分头进行。此文发表后，“郎旋风”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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