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在常人眼中，是个不太起眼的单位，但记者日前在山西、广西、江西、四川等省区调查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教材教辅被垄断发行，“潜规则”导致一些地方折扣回扣暴利惊人，使得诸如新华书店之类的出版发行单位越来越成为腐败“扎堆区”。

　　四巨贪腐败程度令人咋舌

　　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高生荣，贪污公款700多万元。2005年初，高生荣因犯非法经营、单位行贿、贪污罪等多项罪名，被吕梁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地处吕梁山区的山西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检察机关指控：高生荣在任临县新华书店经理期间，通过书店结算员或直接向临县各乡镇学校收取货款3835万多元，除2020多万元交回财务进账外，其余资金采取账外经营、销售收入不进账等手段，将1100余万元胡支乱花，近720万元占为己有。

　　1998年至2001年间，临县新华书店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生荣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从太原、上海等图书批发市场购买中小学单元测试卷、课课通、节节练等非法出版物，共购进教学辅导书码洋420余万元，销售给临县各学校牟取暴利。为推销非法出版物，他还分别向临县94个基层教委、中学等单位行贿160余万元。

　　曾任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发行中心主任，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机关服务中心原副主任的侯福康，贪污受贿470余万元。去年底，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贪污罪判处侯福康无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初，侯福康时任贵州教育出版社下属的华兴文教书店经理。在此期间，贵州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王伟力（另案处理）将《道路交通管理知识大全》一书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还与华兴文教书店签订了包销该书10万册的合同。

　　为牟取私利，1994年5月，王伟力指使侯福康非法加印该书11万册。侯福康采取隐瞒实际销售数额和部分收入不入账等手段，将所收书款提现或转入其他账户提现，侵吞公款146万余元。其中侯福康分得赃款58万余元，王伟力分得赃款87万余元。

　　2000年至2002年，侯福康时任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发行中心主任。他利用新华书店对教材的统一征订和发行权，将外地出版社的印刷业务拉到贵州来印刷，并对印刷厂提出具体的、不断更换比例的“印刷业务费”和“宣传推广费”。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向贵州某印刷厂及北京某出版社收取这两种费用达413万元。

　　曾任湖南省新华书店财务部经理兼审计科科长的刘彻，贪污千万元炒股，几乎血本无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74万元。去年初，刘彻被判处死刑。

　　1993年8月至1998年6月，刘彻在担任湖南省新华书店财务部经理兼审计科科长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增成本平账的手段，将1235万元公款直接转到其私人股票账户上，用于弥补个人炒股亏空。案发后，仅追回60余万元。

　　曾任广西来宾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柳州地区新华书店总经理的伍达仁，因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去年底，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2月，时任柳州地区新华书店总经理的伍达仁接受柳州地区新华书店发运站站长黄雄军代表发运站送的1万元。事后，黄雄军经伍达仁签字同意，以宣传广告费的名义报销入账。

　　2000年9月，伍达仁因公到美国考察之前，两次向柳州地区新华书店发运站借出公款8万元作为出国考察费用。回来后，伍达仁通过虚开劳务费等手段冲销所借的8万元。1998年至2002年间，在每年召开全地区新华书店经理年终总结会议时，伍达仁召集书店领导研究决定，将从原来宾县新华书店、融水县新华书店提取的应上缴柳州地区新华书店的管理费等费用共计55．1万元分给与会人员，伍达仁分得19000元。

　　教材采购成了腐败温床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这个腐败链？腐败温床是如何产生的？从另一角度解读与新华书店密切相关的高校购书私分回扣现象，可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通过对省内数十所高校的财务收支审计，江西省审计厅最近发现高校购置图书私分回扣的问题严重，普遍存在截留私分现象。审计人员发现，部分大学图书购置回扣来源主要来自新华书店和一些直销书商。图书回扣，名义上被称为发行费，回扣比例一般为15％至25％，有的高达30％。新华书店和直销书商对高校图书发行费回扣一般采取两种形式：其中8％、10％或15％现金返还到学校财务处账上，另外10％左右直接送到学校教务处教材科或经办个人。

　　据江西省审计厅教育处处长刘俊民介绍，通过对部分高校图书回扣跟踪审计，江西审计人员发现这些回扣的最终有两个去向：一是上交学校财务处账上的图书回扣由学校财务处和教务处共同支配。二是新华书店、直销书商直接另给学校教务处教材科的图书回扣，一般由领导和经办人员分大头。

　　刘俊民还披露了高校对购书回扣进行财务处理的几种方法：一是学校财务处收到8％至15％购书回扣一般挂列往来账，有少部分可能作学校事业基金增加。二是教务处收到的另10％左右直接形成账外账“小金库”。

　　去年，四川爆出的高校购书腐败案与江西的情况非常相似：购书回扣高达30％，13所高校中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

　　行受贿成本转嫁学生

　　无论是新华书店发行环节，还是高校购书环节，只要有腐败产生，行贿者决不会做亏本生意，总会从各个环节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式，千方百计捞出行贿成本，而这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购书者身上。

　　郑南是四川一所师范院校大三学生，说到购书回扣的事，他显得爱莫能助。郑南家穷，他把每年交的学费和书费都做了登记，细心的郑南发现大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材都是大一发下来的，最贵的教材是《世界新闻史》40元，一般的公共课如《形势与政策》，只需要12元，他把三年发的各种教材标价加在一起，也不到500元。郑南告诉记者，他们一年交的书费已经够买下这三年发的教材，但是每年500元的书费学校还是照收不误。为了供郑南读大学，他的父亲一直背井离乡在温州做厨师，由于平时没有假期，春运期间火车票又猛涨，父亲为了省钱已经4年没有回过家。

　　郑南的同学庞涛，家住四川广元元坝区，经济更拮据。庞涛说：“上学期我想买一本摄影辅助教材，标价228元，书店称没办法打折，我去了四五趟，实在喜欢，后来吃了两个月的素菜才攒够钱买了回来。”

　　切除“毒瘤”亟待从体制入手

　　面对出版发行界出现的一系列不和谐现象，四川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郑君说，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当前教科书的垄断经营。

　　记者综合有关专家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教材教辅垄断经营，学校财务制度不完善，导致“暗箱”操作频发。原因很简单，一面是教育经费的来源多样化，而另一面教育系统的管理却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财务制度薄弱、管理不透明是新华书店等出版发行单位频频“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监督管理形同虚设。就学校而言，因教育系统的经费属单位自管，财政、审计等部门在每年的审计检查中大多是走马观花地查一下，很少深究，有时对发现出的问题、涉及的款项，只给予没收，并不提出规范性的整改措施。就新华书店而言，他们动辄面对的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消费者，在垄断体制下，腐败很容易。

　　专家认为，要铲除出版发行界腐败现象的根源，最重要的还应从制度入手。一是打破垄断，走多元化，尤其是鼓励民营书业，以及外国资本注入中国图书发行，尤其是教材教辅发行市场。二是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出台政策，根据教材教辅类类图书的印码和销量的多少，在考虑出版社及图书商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制定最高限价。尽量减少图书定价与实际销价的差距，使购书回扣成为无源之水。三是实行“阳光操作”。学校每年对当年教材教辅价格进行公示，接受学生、家长监督，甚至教育、新闻出版部门每年举行听证会，来确定教材教辅价格。（记者王勉冯丽 周俏春）

　　记者日前在山西、广西、江西、四川等省区调查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教材教辅被垄断发行，“潜规则”导致一些地方折扣回扣暴利惊人，使得原本在大多数人眼中并不起眼的诸如新华书店之类的出版发行单位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批批官员接二连三落马。出版发行“水”有多深？是谁造就了这个腐败链？我国部分省区市审计部门日前撬开了“冰山一角”。

　　教材科本是高校的一个普通部门，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却畸形地演变成了让人羡慕的肥缺，逢年过节，书商们按时将高额的购书回扣奉上，科长处长拿大头、科员拿小头，时不时还组织些聚会、旅游，可谓皆大欢喜。而诸多寒门学子的父母却为了凑足学费节衣缩食，有的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异乡打工。（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