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煤炭业的“国退民进”
资产总额2.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按照1996年前后的说法,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广东国有资产要退出煤炭业,实行“国退民进”才是上策———“省属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
据悉,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曾被更名为“广东省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
在一份《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安全生产条件恶劣,经营亏损严重,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职工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省委、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
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曾被当做转制典型
当时的决定还有,省属煤炭公司的国有资产,将分三大块处理:一是省属国有煤矿将从市场上退出;二是还有5000人~6000人,约5亿元资产的非煤企业,在安置完职工后,将变成真正的企业,到市场上去拼搏;第三部分是总公司,将来也要转制。
当年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转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协调和监督,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具体组织,各企业负责实施。“省属煤矿实施关闭破产符合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这份材料还称,“实施关闭破产,在国家和省的政策的扶持下,大部分职工可以得到妥善安置,可以重新参加竞争,走上新的就业岗位,找到新的出路。”
知情人士还透露,广东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曾被有关部门当作典型,并认为“转制很成功”。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
企业破产政府买单
1999年8月,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
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二、三矿和上丰矿4对(主井、副井),以及下属厂、队、公司12个单位,有职工6662人。
1999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5万元,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
也有报道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通风、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遗留下职工6662名,离退休职工1361人,以及1.85亿元的负债。”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此前,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原则同意实施破产”。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27亿元的债务。
同时,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拍卖,回收资金800万元。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
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还拨出专项资金1.5亿多元,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
不过,当地政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的承诺,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定心丸”。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事实上,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含经济补偿金)自谋职业的协议”。
四望嶂煤矿破产,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破产要有序,有序政府就要出钱,有钱才能安置职工,才能稳定。”
非法生产六年之久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煤矿只能‘死而后生’,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发生“8·7”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有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据称,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曾开始进入“官场”。据称,曾云高的花名(注:客家话“绰号”)是“云高头”,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2003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扶贫、捐资教育、修路、回报社会”达300多万元的方式,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
据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
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于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
这6年中,难道当地政府一点都不知情吗?恐怕未必。(记者 何春中 林洁)
当年国有矿咋没那么多矿难
黄槐镇曾因开矿变成梅州市首富镇。如今,黄槐镇地表已成空壳,当地人的生活离富裕越来越远。
在原国有煤矿矿工们看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和转制拍卖后,无休止地私挖滥采和对安全生产的忽视,终于召来了“8·7”透水事故。
近两年,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一起。矿难屡禁不止,伤亡触目惊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这与当年国有煤矿严格的制度管理分不开。
矿工们说,“就在四望嶂煤矿全部关闭破产以后,如今位于兴宁市区的四望嶂矿务局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许多在兴宁、梅州都分有房子。”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留下的巷道,连成了大水库。对那些处在大水库下的煤炭是否还能开采,据说当地有关部门还请来过顶尖级专家考察。受过海隧道、过江隧道的启发,专家们认为,只要避开水库层,往深里采就是安全的。
那些聚集了财富的老板们,听取了专家的意见,都避开水库往深里采。采煤工人时刻都在头顶着水库采煤。“但在煤价节节攀升、各地电力普遍紧张的今天,一个煤矿赚钱要比印钞厂来得还快,但这巨额的钞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老矿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的一次局会议上,一位局里的主要领导在作报告时曾对职工说:“如果全局停产,发基本工资和生活费,让工人回家,全局的小金库加起来使用,仍可维持3年,无问题!”
当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曾被描述为:“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但在“平稳过渡”后面是什么?
56岁的矿工老许,有着近30年矿龄。他曾因工负伤,至今仍靠带着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讲话。1999年8月6日,在签了一份协议后,老许一次性地从矿务局清算组领到了各种费用35758元,自那以后,他成了自谋职业者。
因辞职的矿工大部分是在矿上干了25年至30年不等,当时年龄都在45岁到49岁左右。其中有的是工伤,有的得了职业病。为了讨回公道,矿工们借钱打官司。
据调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后,仅选择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伤残职工就有300余人,其一次性工伤辞退费问题,一直是伤残矿工上访和诉讼的焦点。
目前,很多辞退人员因年纪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大病无钱住院治疗。有的30多年工龄,只领到6000多元的工龄费用。
据悉,从1998年下马后,四望嶂矿务局原有的花园式矿山,就被转让、拍卖给地方老板。而这些“企业家股东”们,有一矿、二矿、三矿的原矿长领导及工程师多位,有矿务局退休的领导,有黄槐镇原镇政府领导,还有梅州市、兴宁市以及四望嶂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记者 何春中 林洁)
听老矿工讲那过去的矿史
黄槐镇位于广东省兴宁市,行政区划上属梅州市,当地居民多为客家人。黄槐镇现有煤矿的前身就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该局下辖3个煤矿,一矿叫大径里,二矿叫大窝里,三矿叫梨树坑。3个矿中一矿最大,产量最高。此次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就属于一矿。
四望嶂矿务局原是广东省属企业,是1968年为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而建矿的。
55岁的矿工老罗(化名)20岁进矿,在三矿一干就是28年,头发早已花白的他向记者讲述了原四望嶂矿务局的历史———
原四望障煤矿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建成的花园式煤矿,当年无瓦斯、无积水,也是安全生产全国一流的煤矿。四望嶂矿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为1968年到1978年。那时矿上的矿务管理、安全生产、质量检验等能按国家标准和矿务局的规章制度执行。当年全局约有两万多人,矿区上下人心齐、工人地位高。虽然工资低,但工人觉悟高,领导称职,管理严格。这段时间矿山是一个欣欣向荣、人心安定的年轻矿山。
1978年至1988年,是四望嶂矿区的第二个十年。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矿上用计时工资加奖励法,工人工资比前十年有明显提高,生产安全、质量管理没有多大变化,仍然保持良好的势态。但到了中期,也就是1985年左右,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实行矿长负责制,矿长说了算。
他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矿上出现了“外包队”这个新鲜词。外包队的头儿多是由当地个体户、地方蛇头和有势力者组成,但外包队员却绝大多数由民工组成。他们无培训、无劳保、即报到即上班。包工头们利用“经济红包”请客送礼,买通矿长,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
全局外包队统计最多时有2000多人,20多个单位。由于外包队人员多,各矿均有外包人员因与矿上职工抢车皮、偷放炮而发生冲突,矿上职工被外包队员打伤住院的不少。矿里的生产管理开始混乱,矿里的亏损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从1985年到1998年,矿长有权割卖采煤面,利用外包队采煤的这种管理方式一直又没有纠正,这是国有煤矿真正亏损的原因之一。
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内,是整个四望嶂矿务局各矿最乱、遭受浩劫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上面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扶助贫困地区,自此,小煤窑在黄槐镇狼烟四起。有人认为,这种热潮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
在矿工们的多次要求下,局里领导向省里汇报,要求兴宁市、梅州市共同保护好四望嶂矿井,制止建小煤矿。但地方政府多次三令五申均未见效果。
这10年间,估计建了400多个私人煤矿,其中不少与该矿直接抢夺资源,甚至还穿透了许多国有矿的巷道,使得国家矿产遭到严重损失。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终于全面停产。到1999年由梅州市中院宣布破产为止,四望障矿务局历经了31年风雨。(记者 何春中 林洁)
生还出于偶然
8月7日,立秋,黄槐镇。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当地的一些矿工已回家过节。中午13时30分,位于黄槐镇的大兴煤矿矿井下突然传出惊呼:“透水了,快跑!”听到同事的急促呼喊,付昌扔下手头的工作,拼命往井口的方向跑。
事后,付昌在回忆井下逃脱经历时,仍惊魂未定:“当时,我和两个工友正在井下26米处作业。由于过了中午12时,也觉得应该下班回去吃饭了,就慢慢往上走。突然间,我们发现下面涌出许多水来。”“我边跑边往后看,水面离我越来越近,很快我就被漫上来的水冲倒了,还被灌了几口。后面的工友因被水冲出受了伤。”付昌说,“如果不拼命往上的话,说不准就没命了。我们手脚并用地往外爬,最后才爬出了水面,然后沿着矿道再向外跑。跑到洞口的时候,我的双脚都在打颤,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32岁的蓝卓洲是重庆黔江人。在这次矿难中,他因为矿灯没电而逃过一劫。当天到了矿井之后,他发现地下的电线坏掉,根本无法开工,就一直坐等着电工维修,但一直没有见好。“大约12时,我发现自己的矿灯已近没电,就坐车上来了,不到20分钟,想再次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透水,人根本无法下去”,蓝卓洲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依然伤感,“我们约定晚上好好喝点酒聊聊,可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36岁矿工曾繁标,兴宁黄陂镇人,在大兴煤矿开绞车。事故发生时,他正在井下300多米处作业,情急中抱住根木头被水冲到井口80多米处,后被救出。
来自江西石城的许保生,在副井负责排石渣工作,由于风机坏了,没有跟随前面的5个同事下去,等下一班次的车,捡回了一条命。“我正准备下井时,感觉到井口风很大,正怀疑井下出事,一名卷扬工打电话上来说:‘我们没救了!被水淹掉了……’电话断了。”
在黄槐镇镇政府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农民蔡启辉和老伴坐在椅子上,眼神呆滞。老太太由于没有了眼泪,而变成了干嚎。在这次矿难中,他们失去了惟一的儿子———今年才25岁的蔡昌成。在他们旁边,还坐着一些同样失去了亲人的江西龙南老乡。
蔡启辉说,他以前也是矿工,做了好几年,结果累下了一身病。今年他48岁,但身体情况却像60岁的老人。由于身体问题,他已干不了矿工的活。“现在种田要钱,读书要钱,我身体不行,就想着让儿子出去干活挣点钱,但是现在做什么能够挣到钱呢?”
蔡启辉的眼里满含泪水:“我儿子读书不多,如果去工厂打工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我才决定让儿子走我的老路———做矿工!”
据目前官方初步核查数字表明,在这次“8·7”透水事故中,井下只有4名矿工成功逃脱,有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希望渺茫。(记者 何春中 林洁)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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