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在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 需要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框架进行反思并予以矫正

　　本次会议主题定为“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几年来理论探索的结果。但有一点需要进一步探究：下一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在“政府主导型” 体制模式的框架内进行呢，还是超越“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框架？

　　中国在1992年设计的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关键是这里边的这个“使”字和 “下”字。谁来“使市场”？政府。在 谁的“宏观调控下”？政府。一个“使”字、一个“下”字表明我们原来设计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十几年的实践也表明中国实行的也确实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人们提出，中国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但我想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在投资体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干扰如此之大？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率如此之高？等等，——这些深层的问题，与其说与现行政府管理体制有关，莫不如说与当初设计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框架有关。前者是“标”，后者是“本”。因为在总体上设计、确立了“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于是乎在实践中政府才有那样的职能 ，现在“板子”只打在政府自身管理体制上，而没有打在“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总体设计上，尚欠深度。所以，我建议矫正“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总体框架。如果不能超越“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下一步即使把改革政府自身管理体制作为重点，将来能否达到今天预计的目标，值得研究。关于矫正体制模式的总体框架问题，因我另有一专题报告，在此不再展开。

　　二、 全面把握“现代产权制度”的内涵，在强调企业产权制度的同时，建议抓紧建立“国家资源 、农村土地和各类物权人的产权制度 ”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这是一个科学命题。但可惜在实践中被狭隘化了：把它等同于企业产权制度。我在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2003年5月20日）指出，“现代产权制度不等同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中的产权不仅包括企业内产权，也包括存在于企业之外的国家产权、社团和事业单位等各种法人产权以及各种自然人产权”。“就国有产权而言，除由国资委掌握的资产和由银证保部门掌握的国有金融资产之外，还应包括国有土地资产 、已探明尚未开采的国有矿产、森林等资源性资产”等等 。总之，在我看来，凡是有财产权利的地方，都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要审时度势，依矛盾的具体情况，进行战略铺陈。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讲到中国国内“急待解决的八个突出矛盾”时，把“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列为第一位，是意味深长的。要打破这一战略瓶颈，不仅要在结构、技术、增长方式方面做文章，而且要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必须建立“国家资源现代产权制度”，包括国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例如，各类资源产权转让的价格问题很多，要使各种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这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产权概念很模糊。

　　此外，针对农村的突出矛盾，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 农村土地现代产权制度”。同时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含银行）、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建立包括国家资源、企事业单位、农户和各类物权人在内的完整的现代产权制度。

　　三、在注重“民生类”制度创新的同时，建议补充提出注重“民主健全的制度创新”

　　中共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有六条界定，就是“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活殷实” 。 这六条落实情况怎么样？我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把握较全面，但不少地方在贯彻当中存在狭隘化片面化倾向，就是着重抓了前后两条，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殷实问题，而忽略了中间四条 ，尤其是忽视了民主健全。这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的问题。

　　贯彻“以人为本” ，民生问题已引起重视，但民主健全是一个“短腿”。现在人们不太愿讲民主健全，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我看是避不开的，搞不好会拖整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眼下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15年，而民主化进程又是渐进的过程，必须从长计议，在继续推进民生类（就业、分配、社保、教育、医疗等）制度创新的同时，按民主健全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这是深层的“以人为本” 。

　　当然，推进民主健全制度创新，要掌握好分寸，防止出现民粹主义倾向。

　　四 、在建立参与全球化新潮流的“适应性”体制的同时 ，也要建立应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应对性”体制

　　纵观全球，现在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新潮流涌动，另一方面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这种旧秩序的格局在中国“十一五”期间也不可能完全改变。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国际经济旧秩序“挟”经济全球化的“天子”而令天下诸侯，这使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复杂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积极、主动地改革我们国内现有的体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这些我们正在努力做）；另一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 ，探索“应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制度安排，建立一种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并增进国家权益和民族独立的平衡机制 。欧美国家有一套严密的对外开放与保护国家权益的制度，甚至一宗在我们看来属商业性的企业并购，其国会都要讨论、干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尚缺乏经验，愿与国内外朋友一起探索。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