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通缩是真是假，内需疲软已经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机

　　□记者 宁南

　　“通缩派”聚义万众楼

　　“通胀通缩一线天!”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私下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感慨。当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出来后，市场还没有来得及欣慰经济退烧，易纲描述的这种“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忐忑不安情绪，就强烈地让官产学界感受到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如履薄冰。

　　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步回落， 4、5、6月的CPI同比涨幅分别为1.8%、1.8%和1.6%，环比分别下降0.3%、0.2%和0.8%。

　　这样一份数据，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看来，隐含着许多复杂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和“新情况”，集中表现在四个难以捉摸上：物价去年上涨一度超过了5%，但今年却一路下滑；下半年出口形势难以预测，理论上汇率调整2%，对整个国民经济一年内的影响大约在0.5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谁也说不好；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慢了下来，从走势上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未来投资反弹或下滑仍拿不准；粮价更是扑朔迷离，夏粮丰收，秋粮丰收也将呈定局，粮食价格继续下降，农民增收将成为难题。

　　与此同时，令中国经济困扰的“老问题”依旧。曹玉书坦言：“截至目前，煤电油运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度扩张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产能过快扩张的后果继续显现……”

　　这已经反映到了具体的行业运行和企业效益上。8月2日举行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上，常务副会长罗冰生首次表态，“钢铁生产的总体产能已经由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转向产能过剩。”据称，目前的产能过剩正是导致最近几个月国内钢价持续下跌、出口大增、部分企业面临亏损的根本原因。

　　7月27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公开指出，上半年中国亏损企业总亏损额达1075亿元，同比上升59.3%，为1999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了22.5个百分点。他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主要工业行业持续两年利润全面增长的格局被打破，许多行业建设项目相继投产，产能增长很快，在需求趋缓的情况下，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步显现，市场竞争加剧，加上燃料价格居高不下，因此行业效益明显回落。

　　尤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珠三角与长三角，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严重的大幅下滑。上半年上海市GDP同比增长10.3%，增幅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广东省GDP同比增长12.6％，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2%，同比回落9.7个百分点。

　　由此，对宏观经济趋于通货紧缩的怀疑，开始在市场掀起了一场分贝越来越大的议论。其中，7月30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万众楼召开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尤为引人注目。会议上，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四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或重或浅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提出了通缩警告。会议甚酣时，易纲悄悄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取了这场“通缩”报告会。

　　警报已经拉响？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和经济官员对“通缩预报”持反对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来自德高望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和位高权重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

　张卓元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全年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下半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不大。他认为，从投资、消费、出口和工业生产等主要指标看，5、6月份没有出现明显下滑趋势，油价、房价、工业品的价格涨幅还不小，CPI上半年是2.3％，这些都不能支持下半年通货紧缩要来临的论断。

　吴晓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政策实践指出：“虽然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央的调控下增幅有所减缓，但是这种投资的减缓并不是说明我们经济马上要冷了，要走向通缩了。”她认为，尽管1－6月份投资增幅是27.1％，但6月当月的投资增幅高于前几个月而达到28.8％，是一个增长态势，“而就贷款而言，尽管上半年达到了我们预计要放款的规模，但是前5个月放款比较低，6月份比去年6月份多放款1800多亿，增量仅次于2003年”。

　　吴晓灵认为，这两个数据可以说明，资金上和内在动力上都是有反弹基础的，加上外部的需求也没有更多的变化，因而经济还存在着上行的动力。

　　对此，林毅夫也引用数据坚持认为，中国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很可能会再度出现通货紧缩，“中国1998-2002年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产生了通货紧缩，虽然2003-2004年物价指数有所回升，但只是一个表象，通货紧缩背后原因并未消除。”

　　他特别指出，构成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16大类商品中，有10类价格指数自1998年至今持续下降，只有4类在2003年上涨了，包括金银珠宝、印刷品、食品和燃料。2004年价格上涨商品增加了饮料和建材两类。但随着农产品产量连续两年增加和投资增长的降低，作为价格上涨主力因素的食品、燃料和建材价格将会下降，进而在今年下半年第4季度到明年带动价格指数下降甚至出现负数，即出现通货紧缩。

　　袁钢明则明确指出，目前的价格水平已经落入通货紧缩警戒区，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大幅度下落，从3月的3.9%下降到6月的1.6%。“这种价格下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他说，年初的预测还是4%，现在已经在2%以下，这个变化一定会对经济态势造成损伤性影响。

　　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最近几个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下落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落造成的，“粮食、食品价格涨落支配了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动”，也就是说，如果排除粮价因素，至少从CPI呈现出的当前经济景象仍是1998年以来通缩的继续。

　　内需不振是大隐患

　　尽管“防冷派”和“防热派”交锋激烈，但如果仔细领会其观点背后的含义，会发现他们争辩最终，结论都落在了“内需不振”这个共同的担忧之下。

　　3个月前还乐观提出总需求U形反转的宋国青坦言，现在自己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04年5－8月宏观调控力度过大的“百日调控周年效应”所导致的“国内实际投资增长接近于零”，使得中国经济内需不振现象越来越“抢眼”。

　　他分析说，今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4.7%，实际增长9.5%，但去年上半年是贸易逆差68.2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则是贸易顺差398.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为4.8%。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3.5%。

　　所以，宋国青个人倾向于认为实际投资的增长率接近于零，他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国内投资增长率接近于20%，加之消费的影响（10%左右），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因此，宋国青真正担心的不是通缩，而是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下的总需求问题。“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他指出，“总需求宁强勿弱。”

　林毅夫也把形成通缩趋势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前一轮投资过热，生产能力比需求增加快，形成过剩生产能力，造成价格下降，其中没有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增长基本没变。”

　　吴晓灵在坚持“中国经济不会冷”的同时，也同意应尽快启动需求：“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她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这说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她警告说：“这样的一种发展格局就引发了很多贸易摩擦。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用内需来带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事实上，内需不振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内需短期难以启动的前提下，逐渐转移向大进大出的国际市场。这种投入和产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随着出口的大幅增长越来越强烈，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动力也更多倾斜于出口，国内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则相对越来越弱化，最终形成了内外经济的不均衡。现在，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贸对GDP的带动达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还高达56％。同时，低估的汇率实际上是把非贸易部门的资源廉价转移到贸易部门，使贸易部门极度扩张，导致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

　　受制于高度不稳定的国际市场和内需不振，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大隐患。

　　重振内需

　　无论是“紧缩”威胁，还是内需不振痼疾或发展模式困境，中央领导已经有了高度警觉。在7月下旬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推动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国际贸易的基本平衡”。

　　为了实现这些转变，央行近期开始有针对性地对银根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货币供应及贷款增长快速下滑已有缓解迹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5.7%，比上年末和今年5月末各高1个百分点，冲破了全年15％的调控目标。人民币贷款上半年新增1.45万亿，已完成全年信贷目标的58％。这表明，央行已经开始微调经济运行。甚至曾经作为重点治理对象的上海地产，近日从央行上海分行也传出了“继续支持上海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声音。

　　在缓解紧缩威胁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拉动内需？吴晓灵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快当前的政策引导工作。首先，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由于很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正制约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因而要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这样才能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加大消费支出。

　　同时，她强调要加大劳动力成本。她指出，现在中国劳动力是“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结果以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使世界享受了中国低价劳动力的好处，却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贸易摩擦。她强调，应切实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待遇。“也许有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去后出口会减少，但是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了，会增加在国内的消费，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开出的“药方”是加快农村建设，启动农村需求，他指出，收入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限制了农村消费，因此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投资一些与生活、商业流通、文化有关的基础设施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启动农村已有的购买力，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差距。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