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的粤东北小城兴宁那场煤矿透水事故，使123名矿工生还渺茫，他们的800多位家人（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从不同的地方闻讯而来。广东省、市、县三级领导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向公众道歉，表示愿意接受事故调查组的处罚。事发仅3天，梅州和兴宁的两个市长就被停职，高规格的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后，大家都明白“严厉、更大范围的处罚还在后面”——对家属和官员们而言，矿难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的集体记忆。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在这种创痛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8月11日，当记者赶往离兴宁城区40多公里外的矿难现场时，沿途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煤棚，无货可卖的煤商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此时，大兴煤矿井下矿工已经被困100小时以上。8月13日，在接连几天的高温后，兴宁市迎来了台风和暴雨，矿井水位开始急剧回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抢险代价很大，纠缠具体的水位数字也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场救援队仍在努力。

　　正午，奔腾的地下水

　　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矿工石勇是整起事故的权威叙述者，8月7日中午1点半钟左右，他正准备和其他四名矿工下井接班，看到了事故的发生。“刚下到井口，就听见轻微的轰隆隆声音，而且巷道的风很大，我赶紧报告了矿长:井底透水了。”“后来风越来越大，我们抱着水管保证不摔倒，这时候看到三个矿灯在远处闪，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知道出事了，就摸过去救，当时他们已经走不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工友正在上井换班，快要出井时候被水冲倒了。”

　　三名幸运者之一的付昌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在水平面下26米处作业，听到上面有人大声喊叫，急忙扔下手头的工作，拼命往井口方向跑，结果逃生成功。除了被营救的这三名幸运者，矿工曾怀标因为当时离井口不远，被突如其来的强大水流冲到井口，经及时抢救也幸免于难。记者在医院看到，曾的腹部、额头、胸部及手脚处有大片擦伤。他在接受采访时仍惊魂未定，呼吸也有点困难，“我一看水来了，赶紧抱起一根木头，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被送到医院后，曾怀标呼吸衰竭、血压下降，双肺和肾损伤。医生想把他的喉咙里的痰吸出来，结果吸出很多黑色异物，里面有煤炭，杂草，还有泥沙。不仅如此，兴宁医院监护室副主任罗伟文说，“矿井下缺氧，又漂浮有大量的炭粉颗粒、煤灰粉尘，导致病人出现吸入性肺炎”。

　　“我这次是大难不死。”32岁的蓝卓洲因为矿灯没电逃过一劫。他说，7日早上7时左右，他和来自江西省的叶祥发、赖祥东以及来自四川的张军、杨同组成一个采煤班进矿井作业。“采煤组的工作就是用炸药去炸煤，首先我们在煤区打出一个3米深左右的炮眼，放几包炸药，然后点燃雷管，将煤层炸塌。”“我们带着大约3公斤炸药进矿井，准备放两炮。到了矿井，发现地下的电线坏了，根本无法开工，就坐等电工来维修。一直等到12点左右，我发现自己的矿灯快没电了，就坐车上井。换灯之后，想再次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透水，人根本就下不去了！”

　　矿工们不会想到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地下水。在事故现场，梅州市常务副市长蔡小驹向记者介绍了事发时的情况:“根据专家组估算，当时矿井内积水在1500万立方米到2000万立方米之间，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也就是说，在很短时间里，矿工们工作的平台就被地下水完全淹没。

　　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尽管连续多日从井下抽水，但效果并不明显，水位经常在十几米的范围内反复。而另一个现实是，受难的100多名矿工“不止在地下500米左右处，可能会更深，大概有700米左右”。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在那样的深度和水量下，矿工们生还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

　　伤感之后的疑问

　　王丽是大兴煤矿一名矿工的妻子，她说，今年春节她还来矿里看过丈夫，没想到半年后就再也不能见面。“煤矿容易出事，我也知道，我劝过他很多回，回湖南做点小买卖都比这个工作强。但他说，今年攒够了钱就回家，做生意也有本钱了。”

　　另一位矿工刘小明的家庭同样悲惨。“他7号吃了午饭，快1点时去上班，结果半个小时后就出事了。”刘小明的妻子林添娥哭着说，“就留下我们母女三个，该怎么活啊？”与刘小明同样来自江西的矿工柯小平和赵显明表示，为了挣钱，工友们常每天两班、三班轮流上岗。“矿难发生时，矿里的负责人还在现场，小车就停在矿里，那些头头打了几个电话，不知道打给谁，很快就上车跑了。”

　　来自湖南的矿工张兵有着和煤一样黑的皮肤。他读过初中，在矿上算是“有知识的人”。他说，6月份发现井下有些地方透水后，他和几个矿工就曾要求算清工资，回湖南老家去。但老板说:“走可以，但‘安全金’不退。”张兵说:“我们出来，都是为了挣点钱，老板要扣钱，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不再提结工资的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煤矿的“安全金”应该由矿主向安监部门上交，但在大兴煤矿，这笔钱被转嫁到每个矿工身上。张兵说:“每个月工资的5%，也有好几百了！”据介绍，大兴煤矿规定，“如果在一年之内没有发生任何工伤事故，工人将拿到全额的安全风险金”。工人们为了能在年末拿到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全风险金，只能冒险开工。另外，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不少矿工铤而走险。一位矿工告诉记者，如果在水底下作业，每个月就能拿到3000元到4000多元，而在水上作业，最多只能拿到一半。

　　10日凌晨，救援人员发现了第一具矿工遗体。一位在场的人士向记者描述说:“（那具尸体）全身都是黑色，浮肿得很厉害。”根据专家分析，在透水事故发生时，这位死难的矿工可能离井口不远，但被汹涌而来的地下水扯了下去。

　　回想起来，也许这起事故可以不发生。早在两个月前，“水”已经警告过大兴煤矿。井长石徐文说:“当时我们在井下发现好几个地方有渗水，反映给矿上，但只停了几天，矿上就又让复工了。期间有几个专家来察看过，专家走后，领导说没有大问题，渗水的地方已经用水泥做的注浆堵住了，专家临走时也做出了‘可以开采’的研究报告。”矿工们犹豫之间，矿主又鼓动说:“井长和电工都下去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很显然，安检人员和矿领导对井下的透水很清楚，却仍然要求工人们下井。矿工们也很无奈，张兵向记者抱怨说:“苦点累点真的不算什么，大家都要吃饭啊，很多工友为了攒更多的钱，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被困的123名矿工中，主井36人、副井87人，副井的被困人数是主井的两倍多。但是，副井按规定仅是一个通风井，不能出煤，更不能有矿工在里面。实际上，它是两个主井，而不是一主一副，严重违反了安全生产的操作标准。

　　除了6月的小型透水，很多人还记得今年7月14日发生在罗岗镇福胜煤矿的透水事故，那起事故共造成16人死亡，当时广东省有关部门下令兴宁的矿井全部停产整顿，当时兴宁市长曾祥海也对媒体表态:绝对不能出现第二次事故。但不到一个月，更大规模更惨烈的大兴特大透水事故发生了。

　　65个股东，也许更多

　　最令记者意外的是，大兴煤矿在当地只能算中型煤矿，但股东却有65人之多，包括大兴煤矿主井负责人曾昌泉、主井副矿长曹汉松、副井主管曾伟平、副井矿长何云山等。而且事故发生后，因为怕追究责任，65名股东几乎全部逃逸。兴宁市政府不得不发出特别通告，敦促65名股东尽快返回。

　　而未得到证实的消息是，这65人可能还不是大兴煤矿的全部股东，因为在兴宁市的几十个煤矿里，很多矿“都有上百个股东”，有些持股者是政府官员，甚至“覆盖公检法和安监部门”。一位梅州当地的同行告诉记者，他也曾被邀到兴宁的一个煤矿入股，但被他谢绝了。“凡是可以为煤矿生产出力的人，”这位同行说，“一般都会受到邀请，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级部门的多次要求下，兴宁市的煤矿仍然能开工生产，因为‘多生产一天，股东们就多赚一天的钱’。”

　　张兵向记者反映:“7月的那次事故后，大兴煤矿停了两天，然后开始转换生产时间，白天休息，晚上生产。”“采煤用的炸药，在政府来查封之前，已经转移到老板指定的地方了，被查封的炸药库基本上是空的，这些情况，大部分工友都知道。”

　　国务院调查组8月11日在兴宁成立后，中纪委、国家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多次表示，将对矿难背后的各种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广东省有关部门介绍，今年6月初，大兴煤矿被颁发了今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越来越多人开始置疑许可证发放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说，在1999年转制后，大兴煤矿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这6年中，很难说当地有关领导“一点都不知情”。

　　关于大股东曾云高身家和背景的传言越来越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版本是:矿难发生后，曾云高想出3亿元摆平此事。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曾与当地一些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却是事实，38岁的曾云高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

　　“官煤勾结”已经由一种模糊的想象逐渐变为现实，兴宁市一家煤矿的矿长对记者直言不讳:“现在办矿，就必须给一些当官的送钱。”而一位知情人说:“兴宁的矿主们都有各自的渠道，他们控制的煤矿多年来一直不交税，这些钱有很多流入了一些干部的腰包。”

　　尽管“已经开采了30多年”，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一个熔岩地形的山区市，兴宁市其实并不适合原煤开采，因为地下水系众多，很容易发生透水事故。可事实上，由于“煤”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地方政府对煤矿已经欲罢不能。兴宁市近年来的整顿报告显示，该市几乎每年都会停产整顿一批私人煤矿，往往第二年会更加兴旺——市场的供求决定了这一切，记者离开兴宁时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8月7日矿难前，当地原煤的市场价是每吨180元左右，但在矿难之后，随着广东省政府宣布全省煤矿停产整顿3个月，煤价已经飞速蹿升到600元。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