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该报告认为，这会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与生态安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为消除京津贫困带问题，报告首次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措施。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京津冀规划已纳入“十一五”期间加紧推进的区域规划之列（《新京报》8月18日）。

　　其实不用说，随着这个研究报告的出台，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而被列入“十一五”规划。这对环京津地区周围的贫困人口来说，摆脱生活的贫困状态已指日可待，所以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想说的是，这个报告中除了有相关贫困人口的生活描述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其还指出了造成贫困的“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农民要吃饭”制度成因，并且明确指出了由于这三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而造成了尽管国家有很大的生态投入，但成效低，未能取得实效。应该说，报告中的这点指“弊”，从理论上看，不但对京津地区的周围今后的扶贫工作有着具体意义，同时对其它贫困地区扶贫脱贫工作也有着相当的指导与警示含意。

　　因为，从已经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看，现有社会的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是否能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固然是要看现在还有多少多少贫困人口，可更重要的是，还要看现有的有关制度安排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否在提高社会和谐程度。而从上述的报告可以看出，由于在此之前的国家生态、地方财政、农民吃饭的政策并没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以致该地区的人口生活水平没能提高，如此才会出现京津地区周围至今还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这不能不让人觉得，仅从社会发展的结果看，至少是该地区在此之前的政策，基本上还没有体现出以人为本和为民执政的制度安排。想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下如此的结论是不会为过的。

　　所以基于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次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京津地区周围贫困人口的研究报告，不但对该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改善与制度安排有着具体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回归；同时对其它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应该也有着相当的制度指导义。那就是，要寻找一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关键是要从制度的安排上找原因。而这又不是仅仅只对解决社会贫困而言的，应该说对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一定的普遍含意。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