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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７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３７９８个贫困村、３２个贫困县，２７２．６万贫困人口。 对此，河北省科学院研究员宋树恩说：“目前，环京津贫困带不仅威胁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更重要的是，对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造成损害。”（《新京报》８月１８日报道）
“环京津贫困带”的确太贫穷了！对此，前来考察的亚行官员为之惊呼：“离首都北京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而宋树恩的比喻更为形象：“那不是一个时代的差距，而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差距。每次去，都像回到了解放前。”
那么，消除“环京津贫困带”的出发点是什么？不言而喻，就是通过政策、行政和经济等一切手段，扭转该“贫穷带”的贫穷状态，让老百姓富起来，过上幸福生活，这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从一些专家的“高论”看，其出发点不在于贫穷地区的“民“，而在于“地区生态安全”，在于维护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
也许有人批驳我走入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怪圈。因为维护北京的“安全”与“形象”，就要消除“周边地区的贫穷”；反过来讲，消除“贫穷”，就能维护好北京的“安全”与“形象”。二者是相互相成，互为因果的。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为“环京津贫困带”现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改革开放后２０多年就始终“贫穷”着，２０
多年了，这个“贫穷带”没有吸引人的“眼球”，而惟独是“今天”？我想，假如没有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承办，假如有关部门没有考虑京津地区的“安全“与“形象”，按照宋树恩的观点与逻辑，那“环京津贫困带”是否该永远贫穷下去呢？
宋树恩的观点很荒谬，正如一位网友跟帖讥刺说：“不是对贫困地区农民生存状况的忧虑，而是对北京安全的考虑；不是对生存艰难的穷人的关怀，而是对养尊处优的京城人的关照
；不是对贫困农民牺牲和抗争的敬佩，而是对他们素质的贬低；不是出于改变农民生存状况而是为了北京的形象，但谁考虑贫困农民的他们的安全和生存、牺牲和奉献？
有人用“大树底下不长草”来比喻“环京津贫困带”现象的存在，但“大树底下缘何不长草”？从生物学讲，那是因为大树把周围的水分以及各种养分攫取完了。京津这棵大树底下缘何造就贫穷？因为环京津带的老百姓也为京津作出了牺牲与贡献。比如说，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关停了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禁止新上项目等。总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京津的经济繁荣，是以环京津地区的贫困为代价的。要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有些专家与部门不但不感恩，怎么反而贬称“环京津贫困带”给北京带来了不安全，给城市形象“抹黑“了呢？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曾说：“谁也不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成整个陆地。”是啊！北京、天津也不是“孤岛”。假如暂且撇开安全与形象不谈，即使从北京、天津的长期、持续发展讲，也需要周遍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周围就是发展自己”，否则，北京、天津的发展迟早会停滞甚至窒息，假如那样，何来安全与形象？
因此，消除“环京津贫困带”，重要的、出发点不是维护北京的安全与形象，而是消灭贫穷、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维持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崔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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