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虚拟经济导致福利损失

    凯恩斯主义思想作为所谓主流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如果对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会直接影响中国宏观管理政策的导向。

    凯恩斯主义的关注重点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当前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必须更多地考虑虚拟经济的作用。如果不能跳出凯恩斯主义的局限，仅仅盯住实体经济的调控，而忽视了虚拟经济的宏观管理，那么国民经济就得付出财富和福利方面的损失：除非中国人认为自己只要有活干就行，至于创造的财富是毁灭蒸发还是送给别人，都无所谓，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虚拟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

   封闭经济的思路无异于掩耳盗铃

   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尽管可以扩展到四部门模型，包括进出口总额，调控手段也包括汇率政策，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其封闭经济理论思想的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的宏观政策，必然会将眼光过多地停留在国内商品的供求关系，或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一旦认为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就建议采取紧缩政策；反之就要求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总需求。 其实，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除了房地产等少数非贸易品，绝大多数商品的国内供给与需求的对比都没有意义。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供给过剩了，可以用来出口，等全球都过剩了，挤垮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反之亦然。就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而言，大国经济不应该自虐式地调节自己的供求关系来适应国外需求，单方面“为全球经济均衡作贡献”(实际上是自我牺牲)，而应该积极利用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解决自身供求不平衡问题。

   告别“叶公好龙”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是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但是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这些理论假设都不能反映经济的现实状况。

    由于“新经济”无法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去解释，人们甚至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凯恩斯主义本身的正确性一点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其适用的范围本来就应该局限在传统产业领域，而不应该扩张到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升级的整体经济范围。 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伴随着市场的扩大，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对外竞争优势悄悄转化，宏观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都在升级，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周期调控政策就更不适用了。

    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如果拘泥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成熟经济的经验性指标来管理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出现不正确的导向。就作为政策依据的各项经济指标而言，美国从二十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钢铁产量都维持在全球总量的60%以上也是正常的；日本在上世纪整个60年代的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超过30%是正常的；如果把欧洲重商主义时期、工业革命时期的黄金、白银流入，以及澳大利亚60年代海外投资的疯狂进入都折合成货币增长率的话，那么经济学家也不会对中国20%左右的M2增长率感到奇怪。

    对于一个成熟经济而言，如果不是靠恶性通货膨胀来支撑和带动，上述经济增长速度、贷款增长速度、能源消耗指标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上述国家经济起飞阶段而言，却实在是很平常的现象。中国经济从1500年开始逐步落后于欧洲，500多年来迫切盼望着经济的起飞，真正起飞了，又觉得不适应，对很多经济指标感到恐惧——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拘泥于“爬行”带来的踏实感觉，一定要慢慢地学会适应和驾驭经济起飞的具体情况，只有我们从心理上告别“叶公好龙”，才能从实践上告别爬行。

   凯恩斯主义者仅摸到了“大象的屁股”

    总之，凯恩斯主义不仅仅只对实体经济和封闭经济有效，而且只对实体经济和封闭经济的传统部分有效，其理论适用范围非常狭隘，不能用来作为总体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思想。如果把整个宏观经济比喻成一头大象的话，那么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仅仅摸到了大象的屁股。对于中国这样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升级不断的起飞经济、开放经济和虚拟经济，凯恩斯主义根本谈不上指导意义。

    当然，不能用传统经济的眼光来分析其周期波动规律和宏观经济指标，并不意味着大国起飞经济没有周期，而只是经济的传统部分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传统行业会出现周期性过热或过冷，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需要打压或者加油，而是这种传统行业的周期波动总是会淹没在起飞经济总体的增长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于政策的刺激，也不是来自于宏观调控，而是源自人口本身的活力：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美金之后，意味着大部分人口都是产品的净贡献者，同时又是有实际购买能力消费者；而人均储蓄超过1000美金则意味着大部分人口都是净储蓄者。因此，2003年以来，就像当初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一样，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居民消费需求开始升级，对住宅、汽车、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需求明显提高，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在1980年前出生的5亿多人口真正变老之前，中国这种经济活力将一直存在，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人口活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一旦在某一阶段受到(比如SDRS的)压制，就会在下一个阶段以更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学了一点凯恩斯主义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在8%和9%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一会儿要求政府踩刹车，一会儿又要求踩油门，实在是很无聊——事实上政府只要创造稳定环境、稳定的预期，致力于建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中国经济不但有能力实现自我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且运行得会更快更稳。 当然，不要给整个经济乱涂眼药水，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中国经济除了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政策预期、完善的市场机制之外，还面临着能源短缺问题、虚拟经济消耗蒸发财富问题、开放环境下贸易利益流失和金融财富损失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牺牲发展速度能够回避的，客观上迫切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何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