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余力给我打电话，说想就《三万言书》进行采访。由于我已知道《三万言书》的作者是管维立，且此文并无多少人知道宜淡化处理，因此回绝了。但8月8日余力再次给我打电话，说已采访了管维立、单建伟和水皮等人，没有我的采访总觉得这组报道缺了点什么。而且说，本来就是想以几个人坐在一起座谈的方式进行，在谈到人选征求管维立的意见时，老管认为，纪鹏人正派也有思想，比较合适。我问余力，老管真的是这么说得吗？余力回答，是的。这使我想起了和老管相识的往事，好像他认同我的表达已不是第一次了。

　　我和老管相识是在1987年，那时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要求国家经委搞一个股份制条例，于是国家经委体改局的徐振局长召集了一些专家学者就如何制定这个股份制条例进行讨论。我在发言中提到，是搞股份制条例还是搞股份条例？前者我们要沿着《公司法》和《股票法》的思路走，后者我们得沿着《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路子走。会间休息时，老管对我说，我赞成你的观点，否则搞不出来。当时由于年轻很少受到表扬，所以对老管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和老管相处中，无论对老管的为人、学识还是能力，我都是非常敬重的，何况他认同我和他对谈，把股权分置的法律问题能够谈清楚，似乎再不说几句有点说不过去了，更加上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篇文章的观点。记者整理出来后，我曾审阅过，但并没有给文章确定题目。发表时，编辑定题为《老管为何写这种文章》。但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会选《我难以相信是老管写的＜荒唐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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