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起草、国务院法制办最终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由原来《义务教育法》的18条增至95条。近日，全国人大召开《义务教育法》修订座谈会，数十名全国人大代表就《义务教育法》修订发表自己的意见。（8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征求意见稿新增内容基本涉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包括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等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当然非常必要，但我以为还不够。《义务教育法》应该回答，或者说应该提到法律层面规范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明确义务教育的内涵。一是义务教育的性质为实行完全免费的制度，即不但学杂费免，连书本费也免，甚至为贫困者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二是接受义务教育，不但是公民应履行的义务，更是应享有的权利。适龄儿童失学，应视为侵犯其权利。三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是政府，实现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对世界上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而言，这几点不但是共识，而且是共同的实践，我想我们不应例外。

　　　 第二，明确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标准。有代表指出：“不增加投入，即便《义务教育法》修改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尽管《教育法》对财政性教育经费作出了规定，但各级政府的责任并不明确，也难以操作。统计资料显示，现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另外92％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这个比例显然不合理，也不切实际。

　　　 在首届“中国青年法学家论坛”上，有青年法学家指出，受教育权是以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为前提的一种社会权利；建议制订《义务教育国家财政负担法》（1月16日《新京报》）。在首届“全国教育厅局长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之浚呼吁对农村义务教育全面实行免费；他建议修改《教育法》，由法律规定中央到底应对农村教育投资多少。毫无疑问，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应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明确法律责任，尤其是对违背《义务教育法》的惩罚办法。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教育法律法规，历来都被看成缺乏约束力的软法，要硬起来就得建立违者必究的法律机制。

　　　 近年来，教育投入尽管有所改观，但并不乐观。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最近一期联合公告披露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一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二是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比上年下降了0．08％，三是共有17个省（区、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支出的比例比上年有所下降。

　　　 确立教育在财政分配中的“战略地位”，按理说是有法可依的，《教育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都有相关规定。但《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表明，这些法律规定没有得到落实。既然有法可依，为何又不依？政府官员对教育的战略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可忽视。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强制推行义务教育，政府责任重大，谁也不敢怠慢。有的地方官员筹措教育资金不力，宁肯自杀以逃避严惩，为什么？因为法律极为严厉而强硬。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违法必究的惩处机制，别说因教育投入不足而吃官司，就连批评也少见。试想，教育诸法还能有刚性吗？

　　　 末了还要说的是，法律应明确人大的监管责任。事实证明，把关不严，监督不力，各级人大是有责任的。因此，每年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教育在财政分配中如果达不到法律的规定，人大应对其报告不予批准。此外，人大应履行监督职责，比如跟踪教育经费的使用，并向民众报告。其三，对于失职乃至渎职官员，人大应启动问责程序，违法者应接受法律制裁。

　　　 义务教育涉及每个家庭、每个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既然是“征求意见稿”，就应该公布出来，让全体民众发表意见，从而集思广益，这或许也是法制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