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章正义发自深圳

　　“深圳有两个牌子：一个是国际化城市，一个是特区。把这两件事办好，一切都包容进去了。”8月16日上午10点，在深圳市原人大办公楼一楼111室，曾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正是李灏对深圳这个经济特区未来的寄望。他强调，深圳是改革的“试验田”，从来就没有改变。

　　作为在深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把手”，李灏现在仍担当着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身体健朗、目光如炬、一件蓝白格子衬衣，使这位79岁的老人看上去要年轻许多。

　　领导者的“铁血政策”

　　1985年8月12日，李灏就任深圳市市长，次年5月15日就任深圳市委书记。

　　那正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第一次严峻考验之际。从1980年8月26日特区建立，经过第一个5年的艰苦创业，深圳特区在铺摊子、建立机构、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而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1985年初，香港便有媒体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全盘否定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回忆当时的情景，李灏告诉记者，从外部来讲，由于建立特区时中央并未给深圳多少资金支持，深圳许多企业都搞些短平快的项目，主要是进口一些商品来卖给内地，“当时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深圳的发展是在赚内地的钱，是靠‘输血’来维持。”

　　“我来深圳的第一件事便是执行中央和广东省的指示，进行大调整，用当时文件的话，就是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李灏告诉记者。从深圳自身来看，问题主要集中为在建规模太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等方面。每年的基建投资都翻一番，开工建设的旅馆饭店的床位与香港相当。“同时，深圳当时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也还不明确，发展是外向、内向还是双向都还没最终搞清。”在李灏的指挥下，当年的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基建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壮士断臂，血淋淋的’，这样大幅度的调整，其困难、阻力之大可以想见。”说到这里，他的左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弧后突然定格，声音抬高了八度，“但我心里清楚，这些问题若不及时予以解决，并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区的下一步便没有文章可做了。”

　　在进行大调整时，特区的领导者们把调整与改革结合起来，为特区长远发展打下一个新体制、机制的基础。深圳市政府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并陆续建立外汇调剂中心、行政监察局等。1986年深圳便制定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文件，次年建立投资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市属国有资产，第一次实现了政企分开；到1991年，正式确立了“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国有企业”的三层国资管理模式。

　　此外，李灏深感“政府拨款+银行贷款”的资金筹集方式过于单一，开始筹建资本市场，以开辟一种筹集资金的新途径。从制定规则、培训干部到组建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在他的精心筹划中孕育。

　　“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之后深圳的经济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过头来再看那时的调整，李灏的眼中仍闪烁着亮光。

　　见证者眼中的深圳

　　1992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时，对深圳的经验和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寄望步子要走得再快一点！

　　在送小平同志乘车前往蛇口码头的路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今后发展规划时说：“第一是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注：一线概指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界限，二线概指深圳特区与内地之间的界限）；第二，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第三，逐步推进农村城市化；再一个，充分利用立法权，加强法制建设。”

　　时至今日，一晃又是十几年。

　　“先从后面说起吧，现在深圳已有了自己的立法权，这在一个‘试验区’里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立法权便没有改革权，”作为特区建设和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李灏感慨道，“改革便是触动现行某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若不能废旧立新，改革便是空谈。”

　　在产业调整上，深圳目前已形成高新技术、物流、金融三大支柱产业，并提出将文化产业确立为第四大支柱产业来发展。较之十几年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取得了显著成绩。至于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工作去年已基本完成。

　　“当时我提‘放开一线、管好二线’，实际上就是再造一个香港，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回忆往事，李灏仍兴奋不已。他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虽然没有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但一线和二线正逐渐发生变化，深港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融合。“但这些事情都需要逐步去做，不是某个人一下子可以完成的。”

　　对深圳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李灏也情有独钟。对深圳后来把三层管理又回归两层，他的看法是，“严格来讲，三层的国资管理体制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不能忽视，至于机构设置另当别论。”他认为，要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三个分离”必不可少：第一层是政府和企业必须分离，国资委仍属政府系列，专门管国有资产，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分开；第二层是政府管理国有资产和资产经营职能分离，国资委作为行政管理机构不直接经营资产，由分出的若干资产经营公司这些特殊法人来负责；第三层便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控股或参股的企业，它们都属于公司法调整的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真正意义的企业，而国有企业除少数专营性的独资企业以外，一般都应当走产权多元化之路。

　　“国有企业的改造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便是明确资产管理的责任制，改变‘人人负责但人人都不负责’的局面；第二便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使之变为混合经济。”讲到此处，他的手势富有节奏，思路十分清晰。

　　特区思考者的声音

　　关于特区“特”与“不特”，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深圳不止一次站在定位迷失的十字路口。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再次引发全国关注，2003年国务院曾派出调研小组就深圳的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中央今年将浦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又一次引发人们对深圳特区地位的猜测。

　　“深圳有两个牌子：一个是国际化城市，一个是特区，把这两件事办好一切都包容进去了。”李灏认为，深圳需要处理好外部和内部的关系。从外部来讲，深圳是一个国际化城市而不是一个普通城市；就内部而言，特区就是试验区，深圳进行各个方面改革的试验不仅是为了深圳自己，而是为全国提供经验、知识和服务。

　　“最大的服务便是继续为全国的改革发展探索经验，像深圳在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所作的贡献一样。”对“深圳服务全国”的功能，李灏给出这样的解释。

　　浦东“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是否会动摇深圳进一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地位？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深圳改革的试验权从来就没有取消，除此之外，深圳还有自己的立法权，应该说可以做的还要更广泛一些。”李灏特别强调，“浦东定位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义深远，不仅仅是为了浦东的发展，而是通过试验后将经验推广到全国，当时建特区也是如此。”

　　浦东获批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中国改革历程里的重大举措。”李灏分析说，第一，中国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也需要搞好配套。第二，说明中央对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要进行试验，然后再推广，“中国的改革应是渐进式的，要一步步的探索。不是前苏联当初采取的‘休克疗法’，制定一个方针政策后便全国推广，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试验区的布局上，南方有几个特区，中部有浦东试验区，将来天津滨海区也有可能成为试验区。几个试验区联手做好改革、试验、探索工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的作用。”

　　李灏认为，“深港一体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深圳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深港之间也正逐渐融合。深圳和香港未来的发展目标可能便是一个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即一都两市、一都两制的国际大都会，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香港、深圳、广州也将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轴心。”

　　历史是昨天的事实，今天不过是明天的历史。一座城市需要想象的能力，李灏，他以当年的铁血领导、深圳发展的见证人和思考者的多重身份，扩展了深圳被重新想象的空间。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