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在《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建议取消期房预售制度公布后，在房产开发商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这一话题迅速成为公共媒体的一个焦点。

　　央行报告称：“很多市场风险和交易问题都源于商品房新房的预售制度，目前经营良好的房地产商已经积累一定实力，可以考虑取消现行的房屋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关于是否应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其利弊如何？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怎样？央行报告、房地产商以及业内专家看法莫衷一是，各有各的道理，这里不作评论。如果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话语权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我们会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在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政策的制定将很难忽视公共话语的影响。

　　检索一下网络媒体，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事件发展的轨迹。在央行报告出台后，各界立即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房地产界首先对央行报告进行了反弹。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立刻以“万言书”发话，回应央行取消期房预售制的建议。在历数了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合理性之后，任志强还捎带着评价了现有产权制度的缺陷：“由于没有物权法，因此不动产的产权制度尚有缺陷，同样派生的现行制度也有改进的必要性，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化中，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另一位北京地产界的代表人物潘石屹，则以不温不火的风格进行了几个界定，剔除了央行报告的“政策合法性”。首先，“人民银行提出取消房屋预售的建议只是一个建议，这不是政策。”其次，人民银行不能“改变《房地产法》和全世界通行的惯例”，一个政策应该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出台，“在《房地产法》没有修改的时候，现在我们实施的政策还是建设部的政策”。

　　各地方的建设部门，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央行报告代表了权威部门的一种态度，但另一方面，这一建议如果落实，将对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各地不能不顾忌的。在中央部委层面，建设部对此的反应是，组织业界对“取消期房预售”研讨，结论是：大多数观点认为央行的建议弊大于利。在地方政府层面，不少地方都含蓄地表示了对央行报告的商榷态度。如北京市建委官员表示：“禁止期房预售是央行的建议，我们对此建议没有任何看法。但就目前来说，北京市建委还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取消预售商品房的通知，一切都按照原定程序操作。”福建省建设厅官员表示，央行仅仅是提到了一个建议，而建议与事实完全是两回事。福建省的官员还表示，房屋能不能预售并不是哪个部门或某个专家说了算，而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

　　在政府与房地产商之外，官方媒体也加入了争论，如新华社就围绕“商品房预售制度利大还是弊大”进行了分析。不过有意思的是，新华社文章只罗列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问题，并未明确给出对央行报告的支持或反对意见。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各方面的意见，是为了展示公共话语权在这一带有政策意味的争论之中，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以及对政策建议的影响力边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现在的政府决策机制中，在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公共政策的意味渐渐加强了。

　　不论如何定义公共政策，有两点可以确定：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涉及公众，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体现公众的参与。在过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中央政策部门的意愿要转化成现实的政策会很艰难，因为制定政策的权力并不是分享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开放的。但从关于期房预售制度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变化正在发生。这是一种过程的透明化，也是一种更好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形成过程。当然，我们在欣喜地看到这种公共政策进行公开讨论的同时，更期待政府决策部门能拿出权威的调查数据，从实证层面对这一政策的利弊进行论证，从而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基于数字基础上的公共管理课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