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记者碰上了一位曾在期货市场上风云一时的朋友。好久没见，刚一照面几乎认不出来，与昔日的面黄肌瘦相比，眼前的他精神焕发、神采弈弈。记者半开玩笑地询问：“是不是期货上大有收获？”谁料，他一声叹息：“还收获呢，都赔光了。现在不做，反而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记者大为惊诧，因为这个朋友不仅是个专业的期货炒家，而且痴迷于期货炒做。即便是他把上百万资金赔得只剩下几百元的时候，也未曾如此心灰意冷过。详细询问才知道，他去年在自己最擅长的铜市上与国际炒家过了过招，却惨遭滑铁卢，他表示：“现在中国的期货市场太不规范，无论是铜、铁、石油等工业原料，还是大豆、小麦等粮食作物，国际定价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炒期货成了在外国人掌上起舞，太没意思。”

　　忆往昔，峥嵘岁月

　　“即便中国在一些商品上的消费可以占到国际总需求的大头，但在国际定价上却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想要在国内炒好期货，就一定要盯住国际价格趋势。”

　　记者的这个朋友姓黄，与期货市场结缘是在2000年。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他，只身前往深圳打工，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期货这个概念，随即攒了两万元的入市资金，一头扎进了期货界。

　　刚入门一头雾水的他，看见营业厅里的人都在“炒粮”，而具体到小麦这一品种，几乎所有舆论都是一面倒的“看多”，一时间想到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把所有钱都买了“空”。结果，正好碰上了小麦的“拐点”，几个月的时间，2万资金滚到了10多万。5％的回报率让老黄初尝甜头，索性辞职当了全职炒家。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开门红”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便以当年在学校考前总复习的劲头开始学习各种期货市场分析方法，在把如MAcD、kdj、rsi等技术分析指标背得滚瓜烂熟之后，他开始放开了手脚。

　　当时，老黄主要炒的是当时异常活跃的大豆。中国大豆产量有限，而榨油收益居高不下，导致榨油厂越开越多，国内大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老黄看的本来是“多”，莫名其妙的两根阴线，把价格拉到了他的止损线之下，紧急平仓后，又有所回调，为了弥补损失，他又马上补仓。就这样，一天交易3—5次，老黄在活跃着市场的同时，也“贡献”着天价的手续费，两个月的工夫，10万就赔得只剩了1万。刚入市时的惊喜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心。

　　不过就在老黄输得精光的时候，和他同在一个营业室的一个女孩却春风得意，原来她把老黄当成了“反向指标”，老黄买她就卖，老黄卖她就买，结果竟然赚了个杯溢钵满。知道这件事后，老黄大受打击，痛定思痛，开始寻找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正好当时一位国际上知名的期货专家到上海开办讲座，老黄掏了上千元的费用专门请这位专家分析他的情况。他最后明白，要做长线就必须放眼看天下，这个“天下”不仅包括国内更指国际。当前期货市场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都存在一个国际市场定价中心：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红小豆、大豆、玉米价格确定在东京谷物交易所，羊毛价格则由澳大利亚羊毛局制定。即便中国在一些商品上的消费可以占到国际总需求的大头，但在国际定价上却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想要在国内炒好期货，就一定要盯住国际价格趋势。

　　睁开眼睛后，老黄的期货交易走上了正轨，在期货市场中名声大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不少大户也成了他的客户。几年下来，他的可用资金已经有了好几百万。资金大，风险也就大，想要更好的把握趋势，就要对行业有所了解。老黄想到了自己大学的专业———冶金，索性把户头转到了上海，开始专心炒铜。

　　无奈何，千金散尽

　　“国内资金在LME（伦敦交易所）上根本不是国际基金的对手，只得一次次看着历史不断重演，自己吞下苦果。这是中国期货的悲剧。”

　　2003年—2004年上半年，期货市场迎来十多年未遇的大牛市，大豆、小麦、铜、铝等商品期货价格轮番上涨。在这期间，老黄的盈利已然是投入的几倍。2004年7月，当沪市铜创下16年的新高的时候，老黄开始看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对平抑铜价采取的措施都在坚定着他的信心。9月份，老黄投入大笔资金作“空”，谁料，国际炒家并没这么想，他们认准了中国缺铜，“伦敦铜”价格扶摇直上。10月份，铜价涨幅超过老黄的心理承受价位，他不得不割肉出局。而10月13日，伦敦铜期货暴跌，沪铜期货也跟着暴跌，几个大户开始在几个品种上“战略性做空”（所谓战略性做空就是投资者判定铜期货在未来几个月价格将往下跌，但目前趋势还不明朗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性做法。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愿意在近期内忍受价格上涨带来的亏损。但是如果价格继续往上走，这个亏损就会很惊人）。老黄也在其中，可他尝试做空没几天，铜价再次上涨，到11月末上海居然创出历史新高，他再次割肉出局。12月2日伦敦铜期货单日跌幅达到132美元，此后连续5天累计下跌250美元，国内铜价也跟着下跌。可是到12月底，伦敦铜期货又被国际资金拉到了3100多美元，上海铜价第二次创出历史新高，他又是巨额亏损出局。三番五次地割肉，他的身价一次次缩水，最后一次，把以前赚的基本亏损殆尽。

　　在这次铜市的大起大落中，老黄并不是最惨的一个。被期货界称为“浙江帮”的期市投资者有80％以上都栽在了铜期货上，整体亏损额高达6亿－7亿元。“不过，其实在市场上作‘多’的人赚得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多。”老黄对记者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奥妙：国内多头在这轮行情中大部分采取的是“跨市套利”的“反套”模式，也就是在国内买（做多赚钱），在伦敦卖（做空亏钱），赚的只是中间少数的差价。因此，从宏观面上来说，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海外市场。正常情况下，由于中国是净进口铜的国家，因此跨市套利一般是“买伦敦铜，卖沪铜”，这是业内所说的“套”。但由于2003－2004年，为平抑国内铜价，国储局大量抛铜，而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导致当时国内铜价低于国外。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以来，尤其是这一轮行情中，“反套”变得十分活跃。然而，不管是套利还是投机，中国投资者在国外卖出伦敦铜时，则面临国际基金联手逼空的风险。

　　老黄讲得声情并茂，但见记者一脸茫然无知，索性这样解释：“国际铜价的大趋势是由基金等主流投资机构来主导的，国内资金在LME（伦敦交易所）上根本不是国际基金的对手，只得一次次看着历史不断重演，自己吞下苦果。这是中国期货的悲剧。”

　　吞苦果，痛定思痛

　　“对中国来说，无论这些铜价、油价，抑或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被推高到何种地步，似乎都必须买进。这构成的将是一幅全世界投机中国的骇人场面。”

　　吃了一个大亏，老黄对“国际定价权”感触颇深：“价格向来应该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为什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我们都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我们在期货市场上的损失其实还是个小数字，更惨的是生产企业。那些下游铜制品消费企业和铜加工企业，铜制品的价格向来按期货价格结算（就是说在合约中签订好了购买数量，但标明付款时随行就市以期货价格为准），它们才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的风口上。”

　　老黄的感叹也是目前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们正在忧虑的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1/5，并且还在逐步扩大。但与贸易地位不相称的，是中国在金融市场上没有价格影响力，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力量的弱小，另一方面，国际大型基金所掌握的信息远远比国内机构多，他们对中国需求状况的分析也很深入。这样，资金、信息、研究的优势都掌握在国际基金手中，国内机构在LME市场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悲剧性角色。

　　这次，老黄虽然无奈地咽下了苦果，但他其实并不服气。他觉得无论是这次的铜还是曾经让他惨败的大豆，他都吃亏在了信息来源不足上。他透露，有些机构在这次波动中获利不菲，“因为他们能从国家铜储备局那里得到比较详细的需求信息。”而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并不存在。2003年的“天价大豆”，不少期货炒家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信息不实上，而事实上，作为大豆的主要消费国，国家竟然不肯把需求信息公开，才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老黄叹息，他曾经花过不菲的钱去购买我们自己的信息资料，而在国际上，这类信息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给自己的炒家的。“个别部门和机关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坚持封锁信息，实在是让我对期货市场丧失了信心。”

　　老黄退出期货市场了，他的损失是个人的。人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天价炒铜”、“天价炒粮”所蕴涵的外部意义。即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在中国稀缺型能源和资源大量缺口、低库存的状态下，包括国际基金在内的多头一方，正联手推高价格。对中国来说，无论这些铜价、油价抑或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被推高到何种地步，似乎都必须买进。这构成的将是一幅全世界投机中国的骇人场面。

　　不容忽视的“中国因素”（延伸）

　　“个别部门和机关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坚持封锁信息，实在是让我对期货市场丧失了信心。”———老黄的感叹颇具代表性。

　　老黄铩羽期货市场，他将主要原因归结于信息来源不足，特别是受到了业内所公认的“中国因素”的束缚。

　　事实上，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决定的，所有相关的数据，如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础数据，都会对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的情况是，即使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价格波动的“中国数据”，也几乎都由美国等国或机构在那里公布，我国本身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和发布渠道，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字。更有甚者，我国企业如想向有关政府部门了解这方面的数据，还必须花钱来买。而在国际上，这类信息都是由政府免费提供，其中也包括中国数据。结果可想而知，众多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市场报》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