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一轮活跃期。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执政党和本届政府提出了一些列执政理念，比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等等，所有这些新的理念，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想。与这些新的执政理念对应着的是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挑战，举凡“非典”、孙志刚案件、群体维权事件此起彼伏等，舆论关注的重点明显转向了权利、公平和正义，中国改革的“问题逻辑”向纵深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执政党设置的此一议题迅速转变为全社会的共识。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主题举行了高级干部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用二十八字定义了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些原则，并将建设和谐确定为今年政府工作的任务之一。

　　２００５年，被本届政府界定为“改革之年”。温家宝总理在３月１４日的记者会上对“改革之年”的含义作出了具体界定。他说，之所以说今年是改革年，有三个理由，第一，消除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要靠改革；第二，解决经济生活当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第三，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温总理进一步将改革年描述为“改革攻坚年”。上述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为改革之年的改革定下了总的基调。

　　在很长一段时期，“改革话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居于支配地位，存在着一个改革共识。对此共识可以这样表述：改革将带来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鉴于以下几个原因，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首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其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第三，中国是一个拥有９亿农民的农业大国，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第四，８０年代后期政治改革遭遇挫折后，发展经济成为支配性的目标，政治与经济的失衡愈益明显。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均衡的特征。

　　在改革初期，人们对于改革的非均衡性质表示了认可和接受，对于在改革的特定阶段上需要作出必要的牺牲，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作为改革政策的民意基础和动员人民支持的意识形态，这些共识意味着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达成了一项契约或默契。对这一契约的最著名表述是邓小平作出的。１９８３年，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显然，在原来的改革共识中包含着非均衡的共识，阵痛的共识和需要分享艰难的共识，同时，也包含着均衡的预期，走出困境的预期和共同分享的预期。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一共识所塑造的社会氛围，中国经济才取得了连续快速的增长。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点。实际上，这一共识乃是各种推动经济增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存在减少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摩擦，使社会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活力，比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增长奇迹重要条件的低劳动力成本，也只有以这一共识为前提才成立。

　　中国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不是没有分歧和冲突，熟悉中国改革史的人们都知道，自改革发轫之始，争论就伴随左右。但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之所以能够冲破羁绊，原因也正是由于有这一共识作基本的支撑。团结在这一共识下的力量联盟，总是能够把改革推向前进。吴敬琏在描述这一改革联盟时写道：支持改革的人们占有居民的大多数。在改革开始时，大部分机关干部和工农大众对在“左“的路线和政策下形成的极端扭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十分不满，强烈希望改变当时的现状，因此普遍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他们和那些具有政治抱负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以及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中努力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所力图建立的，是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团结在市场化取向改革旗帜下的联盟在９０年代初期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在当时，改革共识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如果考虑到９０年代初期充满争议的环境，这个共识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新事物，人们缺乏全面的把握和深切的感知。改革联盟的中不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理论家们把市场经济简单地与“好”划上了等号，比如市场经济最著名的理论家吴敬琏在２００１年时就承认当时有些天真：“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有的理论家为了论证它的“好”，强调了它的道德中性，比如樊纲，他说：“市场经济（当然是有法制才能有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很低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可以让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的经济，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不像我们的传统体制，它要求每个人都 是‘圣人’才能运转。”主政的政府官员则在工具的意义上视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工具作为创造增量的机制，是可以与未经改革的政府权力和平相处的。工农大众虽然感到了竞争的加剧，但在“分享艰难”的意识形态动员下，他们对市场革命抱着模糊而乐观的预期。

　　９０年代初期形成的改革联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模糊了人们对于在现实中演进着的市场经济过程的认识。固然，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很低的经济，是一个让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的经济，这种理想形态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完善和权力得到很好规范的环境里才存在，而在转轨经济中，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相反，在这样的转轨经济中，权力是最大的资源，同时权力还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交易过程。一方面，政府权力成为各种市场主体争夺的资源，权力面临着被俘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寻求收益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设租，寻租，权力揽买卖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一切，都被冠之以改革的名号。到９０年代中后期，改革派联盟出现了分化。在这个联盟中，一部分改革者和一部分改革的受益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形成了新的联盟，这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合。一部分改革派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联盟。对这个联盟来说，如何最大化他们的未来利益，如何维护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成了最高目标。虽然他们也打着改革的名号，但是他们所主张的改革越来越不具有公共性，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越来越与其他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

　　改革过程转变为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意识形态外观不再具有统合功能，它成为上帝身上的一件披风，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拿着从这件披风上撕下的一缕碎片，宣称那就是上帝在自己一边的证据。“改革共识”一变而为“众神之战”。最近一两年，社会矛盾凸显，学者们认为这是人均从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学者们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在主要的领域出现了愈益显著的失衡和腐败，它们反映到社会经济领域，则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有些冲突在局部甚至相当的尖锐。冲突造成的摩擦，抬高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谁来承担改革的成本”问题，就一再被提出。利益的冲突以及改革成本分担上的争论，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改革收益或改革红利获得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一个总是获益的既得利益者群体和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群体。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愈加突出。主要由于官商勾结造成的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领域资本和劳动的不对称导致的分配不公、打着改革旗号实则大搞利益输送形成的腐败等问题，造成了改革共识出现了裂隙，有的人据此批评改革，批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中出现的不和谐，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这是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这些冲突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时期的、观念的（或价值的）冲突。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年均达９％以上。即使冲突加剧起来的上一世纪末迄今，经济也同样保持着高增长态势。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利益冲突不是很尖锐。而发生在中国的这一现象，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公平的分享。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贫富悬殊近年来一直成扩大趋势，出现了一个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弱势群体。

　　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实：一边是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一边是不满意的声音越来越响，社会突发事件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流行一句口号，“分享艰难”，确实，在蛋糕比较小的改革初期，人们甘愿忍受艰难，但是，在蛋糕更大的如今，为何却冲突四起，不愿分享艰难了呢？答案就在于，这些增长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从增长中感受到的只是利益受损。当这样的损失与增长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时，他们的受损感就更为强烈。比如，建设开发区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土地被圈占而又没有得到足够补偿的农民，就感受不到经济的增长，相反他们感受到的是被剥夺。他们觉得增长没有公平地被分享。

　　中国当前社会冲突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从取向上看，中国的改革毫无疑问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现实中，大量的政策措施，都被称为市场化。市场经济本身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说，这是一种重视资本和竞争的经济体系。过分重视资本和竞争，会给社会带来不少的弊病，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深刻的批判。在中国，作为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人们重视资本，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形成的保守文化，“等”“靠”“要”，也应当受到竞争文化的冲击。但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并不是一般情况下资本和竞争的膨胀，而是政府也接受了资本至上的原则，在很多地方，政府为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抓钱”；政府一边鼓励竞争，一边却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权。由于法治不健全，由于转型期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政府本来具有的仲裁者的作用，往往因卷入冲突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大量的越级上访，显示出来的就是本级政府仲裁职能的失灵。比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是社会领域经常发生的，司法系统和政府系统，只是仲裁者，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劳资冲突总是演变为劳方同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冲突。不少市场经济的批评者根据现实中发生的冲突，得出了“市场失灵”的结论，实际上是很不准确的。现实正好相反：冲突经常是政府失灵和司法失灵造成的。在群体事件背后，大多都有政府的责任：他们中一些人的利益，同群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从上面对冲突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有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没有被公平的分配，一部分人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这与我国改革初期政策制定过程的偏向有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这一偏向的表达，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资源占有和权利樊篱，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比如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区隔造成的权利樊篱就可以解释当前的诸多冲突；第三，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公司主义的偏向，“抓钱”、GDP成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职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第四，是司法体系的权力导向，通常应当是最后救济手段的司法，常常被政府或强势群体俘获而有失公正。

　　正是在上述四个机制的作用下，我国改革进程才出现了失衡和尖锐的冲突。由这些机制也可以看出，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不应对失衡和尖锐的冲突负责。他们基本上不是市场失灵的产物。诸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甚至比较严重的危机，都与权利樊篱的存在以及市场、司法体系失灵有关。从权力和权利平衡的角度讲，这些失衡和冲突的背后，乃是权利缺位和权力没有进入法治化轨道所致。

　　例如，城市建设中的旧房拆迁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住户因为补偿问题常常与开发商及政府发生冲突。那么为什么得不到让他们满意的补偿？回答是他们不具有与开发商平等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之间的权利是不对称的。再例如，农民工的工资连续多年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就与他们农民工的身份有关，这一身份具有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权利含量。还有，南方某城市曾经发生过一家企业工人的堵路事件，其原因是工厂老板长期压低甚至不兑现工人工资，老板的做法违反政府的规定，工人长期协商未果。在协调过程中，政府显示出的立场，明显偏袒资方。

　　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结构定型往往又与权利分隔相连。在一个和谐社会里，权利是不能分割的。半张入场券就不是入场券。由于阶层之间形成了权利的分割，彼此之间无法穿透，许多人无法入场，改革的红利的分享自然是不公正的。对于那些被排斥在场外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是别的人，而不是自己的。

　　现代社会存在着冲突是正常的。适当的冲突是社会有活力的表征。和谐只有在有冲突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缺乏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或者说缺乏“纠错机制”。

　　一个社会的纠错机制，首先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法治体系；其次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政府系统；第三是这个社会的公民领域具有高水平自我调节的能力；第四是这个社会公民个人的法治自觉和道德素养。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应当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其中的关键，是前两个，亦即：１、司法公正，权利平等，建设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２、以人为本，运行透明、建设一个廉洁高效负责任的政府。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当着力于纠错机制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所蕴含的深层机理，把我们关注的重点，引向了改革。如果说，人们在社会和谐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么，人们在改革方面，也应当存有共识：和谐社会所针对的诸多不和谐症候，皆须通过改革来消除。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导向改革的，这个理念为改革力量的重新集聚，提供了动力和目标。

　　当前，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前，改革可以说是总体性的目标，谈到改革的时候，人们把改革视作全社会的公共价值，改革让所有人都受益。但是，随着既得利益者在各个领域的崛起，这样的改革已经被视作是“抽象”的了，改革一变而为具体领域的具体政策变化。任何一个领域的政策变化，都是一场持续的谈判，都面临着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认为改革是破坏和谐的。既得利益者所主张的和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的和谐，是没有利益分享的和谐。他们主张的和谐实际上是反改革的。

　　和谐社会的理念为重振改革的公共性提供了价值支撑。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现实看，和谐首先指的是：增长的成果是共享的。其次指的是：经济过程中的机会，对所有人都应是平等的，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群体垄断的。根据我们对化解冲突的机制的看法，作为一种复兴了的改革共识，其目标集中到了两大公共领域，即法治体系和政府权力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其中的核心，是通过法治和民主，保障公民的权利。

　　通向和谐社会的改革，是以政府权力和司法权力为主要对象的改革，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样的改革，仅仅依靠政府和司法部门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只有通过公民运动才能推动它们改革，只有公民权利才能平衡和制约政府的权力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也只有公民权利，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改变自身贪婪的性格，与民众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这样的改革，就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改革。以既得利益者为对象的改革，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把支持改革的力量聚拢起来，共同反对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场经济，致力于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们将这一共识，称作新改革共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