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２９日１６时３０分，广东兴宁大兴煤矿“８·７”特大矿难的救援工作宣布中止。历经２３个昼夜，被困井下的１２３名矿工已基本可以确定全部遇难。１２３人中，只找回了６具遗体。据报道，当地有关部门决定，对那些无法找回遗体的遇难矿工，将在大兴煤矿范围内选择合适地点，将遇难矿工的姓名镌刻于碑。（《新京报》８月３１日）

　　在本次矿难那令人艰于呼吸的冰冷黑幕中，为遇难矿工立碑，这一消息稍许透出一丝亮色。不过，当看到其立碑的缘由以及拟立的地点，却又感到更加的难以释怀：首先，立碑及镌刻姓名与否，怎么能决定于是否找到了遗体；其次，立碑选址，又何必只局限于发生事故的煤矿范围内。

　　矿难，似已是当今中国怎么也摆脱不开的噩影。无论是怎样的三令五申，矿难这个幽灵，却总是驱赶不去。从天南到海北，矿难出现了又出现，一批又一批的矿工猝然间葬身于阴冷的地下。这些灾难，考验着善良人们的神经——或者会麻木，或者会崩溃。在如此情形下，我呼吁，对每一次矿难都要立碑，对每一名遇难矿工的姓名都应该永志。而且，鉴于迄今为至的大多数矿难背后都有人祸这一事实，在立碑的同时，还要立起耻辱柱，将造成矿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刻于其上，让他们遗臭万年。

　　立碑，是为了表达生者的忏悔。发生矿难，尤其是发生人祸成分相当大的矿难，只是赔偿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处罚责任人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死者表达了最最真诚的忏悔，事故的处理才能算是真正的“了结”。而立碑，正是忏悔勇气的表征。

　　立碑，是为了寄托人们的哀悼。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对每一个原本不应逝去的亡灵生出痛切之感，对每一次原本不应发生的事故表达愤怒，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文明的应有之义。而且具体说来，即便我们的亲戚朋友中没有人做矿工，那些矿工也并不是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作，我们才有了电可以用，寒冷的冬天可以在室内安享温暖。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任何人可以是一个孤岛。因此，只要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矿工的危险和屈辱熟视无睹。在当前的情形下，对每一次矿难都进行立碑哀悼，是彰显人性的必需。

　　立碑，是为了铭记时代的耻辱。毋庸讳言，无论责任何在，矿难频发都应视作是时代的耻辱，知耻近乎勇，对这样的耻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隐瞒于当世，隐瞒于后人。只有对每一次矿难都铭记之，痛切之，才能使我们每个人尊重生命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培育，让矿工那那眼下如草芥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不可冒犯的尊严，我们的社会也才能迈向进一步的文明。

　　立碑，是为了让罪恶受到永世的唾骂。近年来发生的很多起矿难已经被证实并非绝然的天灾，而是本可以避免的人祸。而如果为了一己之利，便置矿工生死于不顾，这样的行为显然便近乎屠杀。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此之多，已经严重损及我们社会形象，损及社会的道德水准，损及社会的文明程度。因而，让这些黑心矿主、黑心保护伞的恶名传于后世，受到人们的痛斥，或许是告慰那些遇难矿工在天之灵，洗刷时代耻辱的惟一方法。

　　因此，不仅应该为遇难矿工立碑，在为他们所立碑的旁边亦应再立一“耻辱柱”，将造成该次矿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刻于其上，让他们在这样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永遭唾骂。比如，具体到本次兴宁矿难，应该将那些黑心矿主、保护伞，以及作出所谓“安全论证”的７名专家的名字全部刻上，一个都不能少。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