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学贷款每年应该贷出16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到现在,一共才贷出了120多亿元。国家助学贷款遭遇五年放贷量不足一年标准的尴尬
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对于在北京外企公司工作的姜鹏飞来说,也是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日子。
“还贷款很方便,只要按照银行提供的账号按期存款进去就行了。”姜鹏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自己在大学四年总共借了12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如今只需要一季度还一次,每次不超过2000元。
与姜鹏飞一样,受益于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有很多人。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来,全国已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连同以前几年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全国高校累计已审批贷款学生153万人,累计已审批合同金额122.5亿元。
但与姜鹏飞借助国家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不同,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却走了一条“坎坷路”。
助学贷款:五年放贷总量不足一年标准
我国自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到现在,每学年学费已从最初的200元左右涨到了3000-10000元,为了“不让一名大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国家于1999年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8个城市进行了国家助学贷款试点,从2000年9月1日起,国家助学贷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8月29日在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仍有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新疆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动作,其中有两个省份一个学生都没有贷出去,部分高校、银行也对助学贷款工作不重视、不落实,至今全国仍有400多所高校没启动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行了六年,从理论上讲,当前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学生均能申办国家助学贷款。然而事实如张保庆所说,按照目前高校贫困生的数量和比例,国家助学贷款每年应该贷出16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到现在,一共才贷出了120多亿元。国家助学贷款遭遇五年放贷量不足一年标准的尴尬。
而尴尬的背后,是贫困大学生更为艰辛的求学路,是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银行、学校几方力量的博弈。
“为了证明自己贫困,我当时从村里、到镇里、到学校,再到银行,盖了一堆章,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成。”来自广西河池,曾在暨南大学求学,如今为中央电视台工作的覃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由于自己2004年没有拿到助学贷款来交学费,毕业时领学士学位证都颇费周折。
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双20标准,即对违约率达到20%且违约人数达到20%的高校,经办银行可以停发贷款。据此,各经办银行停办了不少不达标高校的助贷业务。2004年1月,双20标准被废止。2004年春,几大商业银行大部分助学贷款业务处于全面停滞状态。2004年秋,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四部委要求,新的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开始在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实施。
“那么多学生的确交不起学费,学校也很着急,只要能办成贷款,我们是好话说尽为学生,学校现在谁也得罪不起。”曾替学生办理贷款、且至今还一直自己出钱资助多名贫困大学生的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郭奇电话中这样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助学贷款坎坷路何时能平?
目前,贫困大学生借贷难的焦点集中在银行对于有些大学生是否能按期还款的质疑,大学生的诚信与银行的风险和利润息息相关。
张保庆指出,最早的助学贷款是从2000年开始,8年的贷款期限,到2008年才开始还款,在还款期限没有到之前,还不能说大学生不诚信。
“目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收入较低或家庭负担重等原因是一部分学生到期未能及时还贷的主要原因,真正故意拖欠的属极少数。”郭奇同时表示,以自己替学生办理助学贷款的经验来看,银行嫌助学贷款单笔额度小、利润低、程序繁杂且无担保信用贷款存在风险是银行不愿接手助学贷款的主要原因,这也跟一些银行以此为手段,希望从高校获得其他金融业务有关。
中国农业银行开封分行营业部负责人张先生在电话中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银行开办助学贷款业务虽可以培养潜在客户,但的确有风险,目前存在的风险并不会因制度设计和加强监管而完全化解。
依据2004年秋季实施的国家助学贷款新规定,按照“风险分担”原则,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按隶属关系,由财政和普通高校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另外,在享受政策优惠的同时,借款学生将受到更为严格的还款约束: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借款学生姓名及公民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违约行为等按隶属关系提供给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经办银行将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进一步明确各自风险共担比例,不仅仅要靠行政力量,更要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王义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项促进人才培养的金融政策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以达成“多赢”局面。
“我希望学弟学妹们不再有我的遭遇,这么一个好政策应该得到更好的落实才对。”覃先生在大学日记里写到:对于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顺利毕业并找到工作,也许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好写照……如果毕业时像我一样的同学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及学位证,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种沉重打击,也许会使我们对学校及社会产生怨恨……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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