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在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为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应把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社保制度区别开来，同时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据新京报9月1日报道）

　　公民社会的一大进步标志就是：流动！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所愿意生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是国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为此，国家与政府及公民都在做不懈努力，种种户籍，人事制度的藩篱以及人为设置的民权障碍都应声而破，而此“专家建议”，无疑是给本已释放出户籍高压下的人们设置了一本“经济户籍”：虽然地域的出身的限制被打破，财富的身份的限制使你仍无法选择居住的权利。

　　北京要把流动人口赶到哪去？“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说穿了，这就是眼不见为净，管你生活在哪里，只要北京“干净”就行了。说这话的人怎么就不脸红？怎么就不想想北京怎么就发展成今天的样子了？要不是举全国之力，共镶首都之经济繁荣，北京能有今天吗？首都的哪块砖，哪片瓦，哪条马路哪幢大厦，不沾着外地人的血汗？北京成了，不思回报，却开始变相驱赶外地人了。这还是首善之区吗？说这话的人存的又是什么心？幸亏他只是个专家，要是政府首脑，会不会嫌13亿人太多而驱赶到非洲去？他要是地球球长，会不会把人干脆赶到月球上去？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完全是站在优越人群的立场上说话，毫无社会良心。不仅是对外来弱势人群感情和利益的伤害，也侵害了北京市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提高生活成本，无疑是加大了这部分人的生活压力。据9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9月1日至9月20日，北京蜂窝煤的价格将调至0．68元一块，每块涨3分钱，8月31日是每块蜂窝煤0．65元的最后一天，北京市民争相前去购买低价煤。可见，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3分钱都是一个能让人感到沉重的生活压力的数字，更何况全面提高北京的消费水平。北京人少了对富人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消费高低对他们形不成任何影响，那末“控制人口”带来的经济成本就只好由穷人来背，这公平吗？很显然，“控制人口”只对富人有利，最后的买单者还是穷人：不配生活在北京的流动者和北京本地的低收入者。专家的建议真是精明到了家，可见，他是完全站在本阶级立场贡献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创意。

　　虽然专家建议还未进入实施阶段，但他可能对政策产生的影响还是让人担忧。联想到北京近来频频出现此类言论，虽然不代表官方，但有时“民意”也是会形成隐性“暴政”的。再联想到广州已有政府部门公然放话，要让“乞丐在城市讨不到钱”，让人担心，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会不会跟风效仿？城市自私论是危险的，它对公共政策和城市治理制度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显现。显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地方自我保护主义还有得一番较量。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