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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觉醒：我思故我富
如果我们现在来批判重农主义，很多经济学家也许觉得很滑稽。其实在中国批判重农主义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根深蒂固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导致５００年中国落后的根源，还进一步约束了中国财富思想的发展。
财富思想与大国的兴衰
重农主义学派是一种极端农业劳动论者，把财产起源仅仅归结于农业，否认工业和商业等的作用。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远远比欧洲影响更加深远。法家、儒家都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
在重农主义时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在农业生产力，而且综合国力方面遥遥领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６世纪——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阶段性极限，恪守农业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成了财富拓展最大的障碍。
中世纪欧洲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君主政治》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商业创造财富的思想。２００年前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每一次交换都能为整个社会增加财富。重商主义把金银即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对外贸易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想内的传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崛起。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也就是所谓贸易立国、产业立国，美国商业和思想起源作为殖民地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
上述国家的富强之路同四大文明古国有本质的不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而积累财富，而是完全外向型的思维，依托外部资源、发展本国优势产业，通过国际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
上述国家作为优势商业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商业资本在产业资本面前屈服的历史。只有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成功地进行产业革命，成为又一代财富强国。
前苏联的崛起是工业主导的财富时代的最典型的案例。以重工业化、两大部类关系为理论基础，通过压制消费，注重投资和积累、行政分配、军事化、集中管理，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
美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国际贸易和产业革命中积累了一定优势地位，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成为世界强国。而真正奠定美国全球地位的还是二战以后的金融和贸易体制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全球硬通货，美国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此外，美国还主导了以ＷＴＯ框架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中东等地区的资源掌控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拉美、亚洲等地区被置于生产的最底层。如同１６世纪英国人用纺织品、奢侈品贸易导致全球农业国家的白银向欧洲流动一样，如今欧美等国的高端产品扮演了１６世纪欧洲纺织品、奢侈品的角色；而中国等国家的纺织工业、家电工业承担起使用价值提供者的角色，艰难地赚取着微薄的利润。
由于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人们不断发现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随着制度因素、金融因素、观念因素的变化迅速膨胀或者衰退。信用、体制、估值、吸引要素投入等手段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当东南亚几个小国迅速崛起的时候，就有理论认为其ＧＤＰ增长包含较多由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的房地产、工资、汇率和其他金融因素导致的资产升值，从而断定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以此为基础，某些金融投机家所导演的该地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价值体系的调整直接导致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流出和蒸发，导致数万亿财富的毁灭。７年过去了，这些地区的增长模式、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主要金融产品指数也回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但是再没有人说它不合理，因为该卷走的财富已经卷走了。
财富流动与大国的崛起
历史上的强国富国之路从来就是由财富创造方式的突变、财富的流动、和财富思想的变化所直接决定的。例如：英国和德国的崛起则是因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比较优势；日本在近代的繁荣毫无疑问受益于明治维新、甲午海战的胜利、朝鲜战争等契机；美国经济的崛起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资源的持续流入，以及其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的吸附，更得益于战后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的地位和调动全球资源的能力。
可见，富国的崛起大部分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利用航运业、战争、廉价的人力资本、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特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矿产资源吸引了地区以外的经济资源。因此，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生产领域，富国强国之路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无望的。当然，生产领域的增长并非不重要，而是必须以经济价值理论为基础，将生产活动放到全球经济价值体系中，分析掌握哪些资源可以主导社会经济价值的流向。当然，不同时代主导财富流动的力量也不同。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奴隶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奴隶，掌握了奴隶就掌握了财富的流向；在农业社会，土地开始成为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掌握了土地就掌握了财富；工业社会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城邦和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摆脱了有形的地域和人口的限制，而开始以资本来衡量，在这个时代战争的主流目的不再是掠夺人口或争夺土地，而是为资本寻找市场和原材料的产地；以后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资本的迅速增长使生产要素之间的稀缺性发生进一步的转变，资本将逐渐沦为技术拥有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附属品；在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时代，市场和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就成为吸引财富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才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中国应关注国家利润总量
今天，财富的创造早已经从农业延伸到在有形商品的生产领域，进而延伸到流通领域，资本、知识活动、人们的理念、估值变化都是财富创造的方式。而中国的财富观历史上长期受到农本主义思想影响，近代又受到“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约束了中国财富思想的发展。
一直到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还把私人商业活动都称为“投机倒把”。但是改革和开放的历史选择不仅在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深度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方面要彻底摆脱农业思想以及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局限性，另一方面要研究什么是主导当今世界财富流动和分配的主导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拓展本国福利。
如果是游牧时代，强大的国家就要掠夺牲畜和人口；一战、二战时代，工业化国家都要掠夺殖民地。现在文明时代，某些国家只要通过汇率、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达到掠夺牲畜、人口、资源、市场的全部目的。因此，在汇率、贸易制度处于弱势的中国、中东地区，不管产量增加了多少，国民财富都是在相对地减少——生产越多，财富流向大国的就越多。我们不仅要关注生产，还要更多地关注国民财富和居民福利的变化，关注国家利润总量的变化。
国家利润总量是一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扩大或者缩减。关注ＧＤＰ总量变化的同时，还要关注这种总量变化中包含的财富变动关系。
（本文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
·人物志·
“麦芒”高虎城
文／陈楫宝
令美方始料不及，此次第四轮中美纺织品谈判，美方原计划两天内解决战斗，但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北京时间８月３１日凌晨，已经结束两天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中美纺织品谈判北京时间９月１日将继续进行。
美方遭遇到强大的谈判对手，旗手即中国首席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高虎城。８月３０日正式展开此次谈判，美方派出由美国贸易办公室纺织品问题特别谈判代表大卫·斯普纳领衔，中方也迅速提升级别，派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高虎城任团长。业界形容，他们是“针尖对麦芒”。
由于中方此次紧紧咬住在设限的基准期及增长幅度等关键问题不放，双方僵持不下。
至８月３１日中午，美国纺织品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还跑出来放话，称谈判已经无果而终，双方差距太大，都不肯让步，美方准备打道回府。
但是话音刚落不久，美方又收回表态，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周四谈判的进展拭目以待”。
于是，９月１日上午８点３０分，双方谈判继续进行。
据知情人士称，获得继续谈判与高虎城灵活、原则、积极主动的谈判技巧密切相关，他们的底线是，双方即使不能达成全面协议，也可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
与欧美强大的贸易对手谈判，对高虎城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１日凌晨，经过紧张的１０小时谈判，中国和欧盟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中欧谅解备忘录》，在最后时刻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化干戈为玉帛。
那次谈判正是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副部长高虎城、部长助理傅自应代表领衔，外电称之为中方“铁三角”。
实际上，这位仅小薄熙来两岁的“铁三角”之一高虎城，与薄还是山西老乡，系山西朔州人。今年４月份，高虎城临危受命为“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就不停周旋在世界多个贸易谈判桌前。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商务部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并新设商务部国际谈判代表职务，自这一天起，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兼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此时，中国国际贸易环境严峻，尤其是与欧美的纺织品贸易争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获得任命后不久，５月７日，高虎城率团访美，与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美新任贸易代表波特曼等展开谈判，就美对我纺织品设限和将我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刚刚与美方交涉完毕，回国不久，欧盟又扬言对华实施纺织品特保措施。尖峰时刻，５月２２日高虎城又率商务部纺织品磋商代表团火速抵达布鲁塞尔，展开旋风式的斡旋。先与欧委会贸易总司卡尔总司长举行了两次工作会谈，５月２４日，会见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时，重点就妥善解决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谈到中方严重关切立场，缓和了欧盟立即特保设限的措施，为此后双方达成《中欧谅解备忘录》赢得了机遇。
为什么是高虎城？高的一位部属表示，高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但骨子比较原则和强硬，敢于也善于“啃硬骨头”，“这与他自身成长经历和外交官出身密切相关”，是“一位老外贸人”。
的确，１９７５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语系法语专业的高虎城经历十分丰富。上大学之前，高虎城在山西省高阳县大泉山村插队一年零四个月，在山西省大同市南郊水泥厂当过两年工人；大学毕业后，幸运获得公派扎伊尔国立大学文学院留学，此后在刚果、法国等驻外使馆做过外交官。除任政府公务员职务外，高还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高曾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当时最大的贸易企业华润集团总公司工作多年，并在华润担任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这些经历，对其在处理国际贸易事务时，处变不惊，静观其变，灵活又原则的谈判能力大有裨益。
谈判需要战略性眼光，更要有务实、针锋相对的系列数据分析能力支撑。
恰好，高虎城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前身）期间，曾担任三年计划财务司司长，这使其对对外贸易有更直接、更数字化的理解。
在去年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通过对一系列数据分析后高提出警告，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键过渡期的到来，我国目前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非市场经济”、特保调查、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等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做法依然存在；贸易救济措施案件个案涉案金额有上升趋势，反补贴案件开始出现；重点国家对我立案突出，全球范围受限趋势未能改变；贸易壁垒形式多样，影响日益严重。
这是高虎城离开商务部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挂职一年后，回到商务部担任副部长的一次重要谈话。尽管离开外贸战线一年左右，高对外贸局势判断依然清晰。
在提出要重视频繁贸易摩擦的同时，高也表现出强硬的一面，“要积极应对，又要保持平常心，不必大惊小怪，怨天尤人”。
在此次第四轮中美纺织品谈判，美联社、路透社驻京记者给予了这名谈判旗手极大好感。他们报道称，会谈开始前，高虎城会见了斯普纳，并让中外记者拍照留念，表情自然轻松。倒是斯普纳显得神情肃穆，对有关此次会谈前景不作任何评价。
斯普纳也许意识到，在谈判桌的对面，高虎城本身就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厘清国资重组的本义
文／刘红哿
国资管理要转型
近期，国资委再次明确其所辖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思路，表示积极支持和鼓励中央企业进一步进行联合重组，以培育和发展３０至５０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国资委所辖央企最终将保留８０至１００家，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冶金、汽车、重大装备、商贸等战略性行业。
国资委的上述方针已经在几大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合并重组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鞍钢与本钢合并成立鞍本钢铁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与长城电子集团合并以及传言中的大唐电信、中国普天以及烽火通信合并案等。
不可否认，国资委促成上述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合并重组的目的主要是优化资产配置并且减少国有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提升国有企业在这些战略性行业中的竞争力。但是，类似这样国资为主导的以国有资产或国有股权行政性划拨为主要手段的重组能否实现上述目的，恐怕还有待观察。
其实，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全面转型，彻底脱离政策制定者和国有资产监管者的角色，转化为商业化经营并且追求长期股东价值增长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
全面转型之后，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将主要从增加股东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和选择竞争性和自然垄断／非自然垄断行业大型国企的投资及并购重组的方式，优化国有资产行业配置，确立市场化的国有资产营运机制，从而真正提高国有资产的运作效率。
垄断无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当前，包括石油化工、电信等战略性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寡头或双寡头垄断。由于产业政策的限制，民营资本和外资均难以进入这些战略性产业，由此构成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强有力行政保护。但是，如果这些行业在未来对外资开放以后，国有垄断企业还能够继续保持高市场份额和高利润率吗？
据我们观察，相当部分国有垄断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利润高增长是受惠于全球范围内的行业整体景气度提升以及垄断权利产生的溢价收益，而非经营效率的提高。
比如石化行业，我们的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两大石化巨头的高经营利润率主要是建立在低资源勘探开采成本和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这些优势在行业开放后是否能够持续值得怀疑。目前我国加油站总数大约８万个，其中约４万个系民营加油站。长期以来，为了加强市场的控制力，中石油、中石化把收购加油站、抢占市场网点作为重要经营战略。民营加油站由于缺乏有保障的油源经营困难，给两大石油集团提供了极佳的收购民营加油站、扩大在零售领域强化垄断的机会。
这种环境下，中国石油巨头们自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改善管理，提升经营效率。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该行业的整体市场化国际化进程。
当前，国有石油巨头们显然缺乏通过原油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的动力，使中国的原油期货市场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价格发现功能和定价话语权。
因此，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促使这些企业摆脱对于行政保护的依赖，进一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培养核心竞争力。同时，行业监管部门应尽快消除行业性竞争壁垒和过度保护，允许民营和国际资本进行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下才能培育出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规模并不一定能优化国有资产配置
在竞争性领域，大型中央国企的优化重组应当通过重组理顺产业链条，重构业务模式并且提升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才能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否则单纯的规模扩大，难以达到国企管理部门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恐怕今年以来的几桩国企重组案例并不能称得上成功。
比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并长城集团，合并后总资产将超过６００亿元，号称中国最大的电子集团。但是，除了规模增大之外，似乎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与长城集团下属的控股子公司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业务关联度，无论是横向合并提升规模效应，还是纵向合并提升上下游业务关联度，似乎都存在困难。在上述合并案中我们看不出清晰的产业链调整合并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如何能够提升未来合并后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在特定产业的竞争力呢？
再如鞍钢本钢联合组建鞍本钢铁集团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预期，合并可以推动东北地区钢铁企业进一步整合，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合并后可以集中采购铁矿石，有效地控制原材料市场并降低采购成本；另一方面鞍钢、本钢的产品和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家企业的合并可实现产品链的拓展，产能的进一步扩大提升集团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当前国有股权的行政划拨，未能对两家企业的管理层、产品组合、生产能力、原料采购以及财务资源实施进一步的整合，恐怕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预期效应很难达成。一个简单的事实，本钢主要产品为竞争激烈、利润率较低的线材，而鞍钢兼有线材及板材，如果不能调整产品结构，双方的重复竞争将继续存在，产生极大的内耗。
因此，国资委在新一轮中央大型国企的重组中，应充分考虑竞争性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业务关联度，潜在的上下游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力求通过合并重组理顺业务链条，在所选择的产业内取得竞争优势。单纯以合并创造规模优势不能达到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的目标。
重组国资的国资委角色
如今，国资重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众多大型国企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国资委实际上已经从纯粹的政府职能部门转变为具有控股公司职能的机构。因此，也要求国资委进行全面转型，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国有资产控股经营公司营运模式。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公司的经验。淡马锡公司作为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所有的投资公司，完全按照商业化运作，致力于增加长期股东价值。淡马锡并不直接介入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推动和支持被投资企业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组建高素质、商业经验丰富、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董事会。在淡马锡所投资企业中，直接由淡马锡人员出任董事的仅占７％，而淡马锡参与推荐的独立董事占７１％。淡马锡支持被投资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下，明确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的权责分工，对高级管理层业绩进行定期考核，同时推广基于业绩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包括奖金、股权和期权计划等，将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持续发展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结合在一起。
在重组和管理国资过程中，国资委应当确立国资营运效率的评估体系和经营目标，优化财务资源在各行业中的配置，建立有效的战略投资决策、风险控制以及内部审计制度。这无疑是对当前国资委现状的极大挑战，需要在引进人才、更新职能、重建机构等方面进行全面转型。
基于中国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广泛及规模巨大，实行部分国有资产的委托管理也不失为一种操作思路。我们认为，国有资产委托经营管理的关键在于建立透明度较高的国有资产委托招标机制、国际认同的资产评估机制、定期财务报告披露制度以及对于委托管理人的合理激励制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上述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国有资产委托管理程序和制度化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潜在的资产流失风险，增强国有资产授权管理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专业机构的人才优势和专业经验，从而提高国有资产经营的效率。
（作者系惠誉国际评级有限公司联席董事，本报特约研究员）
·经济学教室·
汇率操纵与反补贴
主讲人：段爱群
编者按：汇率调整属一国主权范畴，但操纵汇率却为ＩＭＦ和ＷＴＯ明确禁止。近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再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其中，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如汇率报复法案、中国货币法案和美国贸易权行使法案。在此我们分析中美之间发生的关于中国是否操纵汇率并构成反补贴要件，以正视听。
操纵汇率的界定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规定，ＩＭＦ执行董事会于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９日通过了一项旨在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三项原则：第一项，基金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汇率、操纵国际货币体系、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第二项，如果外汇市场的紊乱情势构成对成员国货币汇率的短期干扰，为消除这种紊乱的情势，相关成员国必要时，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第三项，此项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包括所涉及外汇的发行国的利益。
认定是否操纵汇率，应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分析：（１）主观要件，是指影响汇率的目的是为了产生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的结果，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２）客观要件有两个层次。一是进行调控和影响的条件，包括三种情况：某成员国对其汇率的调整和政策改变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金融情势不相关，并将影响其竞争能力和资本长期流动的情况；某成员国对国际收支项下或经常性交易项下的资金兑汇或资金移转重新增加限制、加重限制或施以长期限制时，没有充分的经济金融情势作为依据；某成员国对资本国际流动实施不正常的鼓励或限制的金融政策，超越了为实现其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二是指行为的结果，指实施这些政策是否给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ＷＴＯ与ＩＭＦ在界定汇率管理与操纵的管辖权
根据ＧＡＴＴ第１５条的规定，ＷＴＯ和ＩＭＦ是合作的关系，凡是遵守《协定》的措施，可在ＧＡＴＴ／ＷＴＯ下豁免，即使ＷＴＯ认为构成贸易障碍，也不能采取行动，而要向ＩＭＦ报告，由ＩＭＦ出面管辖。可见，ＩＭＦ处于主导地位，ＷＴＯ须听从ＩＭＦ的意见。另一方面，如果某些措施的目的是为达到限制进口，而不是为了保障其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其金融稳定，则这种措施不仅与ＷＴＯ宗旨相违背，也是ＩＭＦ所不允许的。
所以对操纵汇率的界定，一方面因为汇率制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另一方面因为汇率问题也是一个金融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所以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辖。若美国以中国操纵汇率是财政补贴为由向ＷＴＯ申诉，则会因前提条件不具备或程序上的冲突而被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ＤＳＢ）驳回。
汇率操纵是否构成反补贴
按照ＳＣ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１条的规定，构成一项补贴要四个要素：（１）补贴的提供者须是政府或公共机构；（２）该政府行为是“财政资助”，或者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６条意义上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３）利益标准即要求财政资助的影响结果是授予被补贴者一项利益；（４）该补贴行为具有专向性。
其中看是否属于“财政资助”的关键是审查在调控汇率的行为和措施中是否有公共费用发生和支出，即不是所有操纵汇率的措施都属于财政补贴。另外对出口企业是否因此而获得利益的审查，此处的“获得利益”，是指直接获得利益，即因为财政资助或收入或价格支持而获得利益，补贴行为与获得利益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有专项性补贴要素，此处要注意把握，若操纵汇率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贸易上的竞争优势，则从补贴的专项性构成要件而言不存在法律障碍，因为鼓励出口属于出口补贴的范畴，谋取产品出口价格的竞争优势本身就是出口补贴的专项性基本内容。中国调控汇率发行基础货币、票据并不是直接财政补贴，这一点在认定“财政资助”上存在争议。其次中国采用单一汇率制度，并非歧视性汇率制度，获得出口收益并不一定属于汇率操纵而获得补贴收益。
而且按照ＩＭＦ制定的原则，应该尊重各会员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政策，并且对各会员国的境况给予应有的注意。显然，我国汇率制度符合基金协定的规定；另一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有秩序的经济和金融条件，保持汇率不经常变动，努力促进外汇制度的稳定。
（段爱群系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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