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证监会正式颁布的《股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55条”）是一个关于全面股改的总体政策框架。

　　基于股改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55条”建立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共识基础之上。考虑到“55条”的出台综合了两批试点企业的经验，在业内征询过各方意见，今后发生大的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一条贯穿股改的逻辑线索是，要顺利推进股改，就要稳定市场预期、坚定市场信心，而要坚定市场信心，就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说到底，保护中小股民就是保护股市。反过来说，要保护中小股民，就应该对市场特权阶层形成有效制约，也可以说，市场能否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取决于对股市特权阶层的约束效果。

　　“55条”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存在异常情况的上市公司的股改条件进行限定。如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公司股改进行内幕交易正被立案调查的，在调查结束后方可进行改革；公司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在风险消除后可以进行改革；公司控股股东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如有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案的，可以进行改革；存在其他异常情况的，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可以进行股改。

　　其次，在改革方案中作出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其履行承诺的除外。

　　最后，除了证监会承担监管职能以外，证交所、保荐机构以及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承担了各自的审核之职，一旦失职，将被取消与股市有关的经营业务的资格，“市场禁入”成为证监会的杀手锏。

　　随着股改的深入，证监会事实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此次“55条”的第七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为主，前此对于证监会准司法权的讨论，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经验来说，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约束，只有与再融资、IPO等与上市公司切身利益相关的禁令相结合，才有可能形成强力制约。但“55条”中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如果大股东无法兑现承诺，相关公司在3年内不得IPO”这样严厉的条款，也被取消。这意味着，对再融资与IPO加上前置条件，只是股改试点初期的非常之举，今后不再成为制约上市公司的常用手段，这将使制约效果大打折扣。在上述股改约束条件中，可以发现多处类似于法律“但书”形式的条款，即对于任何约束条款，“经证监会认定”，就可以“除外”。从某一层面上说，一条“但书”意味着一个漏洞，“但书”的增多在加强证监会权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偏离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风险。众所周知，由于目前我国民事法对于中小股民的保护尚不完备，因此，人们更期望于证监会能运用权力加大保护职能，而“但书”的增多意味着标准的不确定，对于普通股民未必是福音。就已经出现的G宝钢承诺问题而言，在市场莫衷一是之际，证监会既未做到事先对承诺进行审核，也没有做到事后对承诺标准进行确认。长此以往，游移于标准之间的文字游戏将层出不穷。

　　既然证监会是“55条”的主要制订者、执行者与监督者，也是“但书”权力的享有者，理所当然也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的主要制约者。让我们先看一看，证监会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灰色承诺”进行表态，才能判定证监会的制约标准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否则，所谓的约束，在温柔的“但书”之前，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叶檀 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