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省市助学贷款发放“没有动作”原因在于政府、银行、高校之间还未形成一个完善、共赢的机制

　　本报记者 王婷婷 发自北京

　　“这已经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这样评价教育部和财政部在9月1日联合推出的惩罚措施。

　　从1999年走到今天，几经变革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依旧在政策和商业之间犹疑。张保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在政策和商业之间，助学贷款还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然而，两部委惩罚措施的出台，显然表明这一“寻找”过程还未得到完美结果。

　　银行面临盈利风险

　　“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的同时，教育部提出的这句口号也随之响彻大江南北。到2004年，全国共有108万贫困学生得到助学贷款69.8亿元。

　　事实上，当时就有专家指出了助学贷款的政策漏洞：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助学贷款作为国内唯一的无担保贷款，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我们什么也赚不到！”一位曾从事助学贷款的地方银行业人士对此颇多抱怨。“手续多、投入大、额度小，追缴贷款如没有学校配合，我们根本没法开展工作。开始还承诺说无法收回的贷款，由高校和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一起偿还，后来这个说法也取消了。承办政策性贷款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所谓呆坏账核销，其实是拿银行的税前利润冲销呆坏账，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指出，助学贷款关系到学生、学校、政府和银行四方面的利益与责任，但如果按现有制度的设计，学生、学校和政府都是受益者，学生获得贴息贷款，学校不用担心贫困生拖欠学费，而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能，三方都享受到了利益，只有银行承担高损失、高风险。

　　2002年，西安交通大学因违约率高达50%，进入银行黑名单。2003年，国家助学贷款被银行大面积停贷。有统计显示，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达20%。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文件称，对违约率达到20%且违约人数达到20人的高校，经办银行可以停发助学贷款。包括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大学在内的100多家高校进入银行黑名单，而北京市所有的高校全部落马。

　　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新的助学贷款政策，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招标选择贷款经办银行，建立风险补偿金制度。

　　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介绍说，以前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是被指定的四大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助学贷款将按照高校属地统一进行招标。为了吸引商业银行的注意，学校和当地财政将按1：1的比例建立助学贷款的风险补偿金，按照当年的发生贷款金额进行补偿。教育部规定，风险补偿金的上限为15%，即一笔1000万元的助学贷款，当地财政和高校将各出75万元对银行给予补偿。

　　教育部同时规定，将对违约的学生在媒体上予以公开。北京银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林袁也指出，现在诚信系统是市内联网的，很快会发展到全国联网，所以不还款的学生到哪儿都会受到征信系统的制约。

　　“助贷新政策”的成效相当显著。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来，短短一年间，全国已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几乎接近前五年的总量。然而，仍有省份分文未动。

　　招标和流标

　　事实上，即使在助学贷款工作进展顺利的地方，也出现过不少出人意料的情况。自从“助贷新政策”实行以后，“流标”这个词风靡于地方助学贷款中心。

　　6月30日，山西太原，在山西省直属高校2005年国家助学贷款开标仪式上，省学生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勤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家来投标的银行提出的风险补偿金都远超教育部规定，最夸张的是，一家银行居然提出了80%的风险补偿金额度！

　　“哪里有80%的风险补偿金啊！再加上付的利息，数字也太高了。我们要有这笔钱，直接发给贫困学生就好了，还要助学贷款干什么？”即使在两个月后，吴勤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有点激动。

　　“三家银行之所以提出高比例的风险补偿金，就是不愿意做助学贷款，嫌麻烦。你想想，一笔6000万元的贷款一次性贷出，和将这笔贷款分别贷给10000个学生，人力和金钱上的消耗差距多大？而且助学贷款的利率是固定的，不许提高，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不大。我们几乎和所有的银行都联系过了，但是只有这三家来投标，还抱着‘参与为主’的心态。”吴勤无奈地说。

　　不过，在山西省财政、助贷中心、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紧急磋商之际，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山西省分行主动介入了这项业务，签下了1.6亿元的助学贷款协议。

　　从国开行的立场看，这是它们贯彻“开发性金融”经营理念的一次尝试，希望能通过贷款协助政府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瓶颈问题，在助学贷款等市场不完善的项目上拓展市场。

　　国开行的“河南试验”

　　事实上，这已经是国开行第二次接手助学贷款项目。2004年9月，河南省也因风险补偿金无法谈拢，导致助学贷款流标。经过国开行河南分行主动介入，今年1月，国家银监会批准了国开行在河南省展开助学贷款的试点业务。

　　吴勤接受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了他们一行上个星期在河南考察的经验。“过去一年河南做得很成功，国开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制度，并付诸实施。”

　　在河南，国开行将借助助贷中心和学校，建立了三方联动的责任体系，贷款的发放由学校上报给助贷中心审核。国开行只需要一次性将贷款付给助贷中心由其发放即可。当贷款违约额度低于风险补偿金时，剩余的风险补偿金将作为对学校的奖励，这也会调动学校的积极性，从而节约银行的放贷成本。另外，学生的助学贷款情况将装入学生的档案，随学生的就业而流动，这样，用人单位也将参与到风险监控上来。

　　显然，国开行在推进河南和山西助学贷款的试点上，创建了独特有效的制度并逐渐向外推广。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暂时并无大幅度推广国开行进入助学贷款的计划。

　　面对流标，江西和山东选择了与农信社“握手”。即所谓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由于省属高校外省生源较少，生活在当地的学生家长或者亲属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当地农信社提供保证，有效降低了贷款风险。

　　然而基于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发放也存在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副教授杨开明指出，生源地学费贷款的缺陷是，在贷款进入还款期后，金融机构管理的目标将进一步分散，贷款回收的难度可能比较大、成本可能比较高。

　　“学校不愿干，没有别的理由”

　　在黑龙江省，为了增加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积极性，银行选择签订“银校全面合作协议”，即提供助学贷款的银行享有省属高校各项银行业务的优先主办权，银行可以从这些高校金融业务中获益。

　　张保庆对这种方法颇为赞赏：“如果只承担国家助学贷款的话，银行要赔。如果把其他银行业务也开展起来，可以以丰补歉。我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对学校来讲也是不吃亏的。但有些学校就是不愿干，有个别报纸也在炒作这个事情，说好像不科学。我说句实在话，学校没什么站得住的理由不去这样做。个别学校不愿这样做，说白了，恐怕其中有说不清的东西，如此而已，没有任何别的理由。”

　　黑龙江省一家已经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的学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学校在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和其他银行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按照规定，如果和中行合作国家助学贷款，则必须将学校所有账户全部转移至中行，这存在一定难度。”

　　山西省没有实施银校合作协议的原因与黑龙江省相类似。“比如有家学校在银行有4亿元的贷款，你让它将存款再从这个银行全部提走，显然太过为难。”吴勤告诉记者。

　　“所谓的新问题，都是老问题。”对于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在设计“学贷新政策”之初已想到的。在他看来，助学贷款，没有新问题，只有不愿意，没有不能办。

　　张保庆指出，教育部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他们重视起来”，助学贷款作为一项政策性贷款，未必能像别的贷款一样诱人。所以，只有依靠地方政府的重视，才能在银行和学生之间搭起直通的桥梁。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