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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本报记者 李成刚 见习记者 孙东辉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所有人的期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
与这些响亮的“名言”相比，城市化这一包涵客观地域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却承载了沉重的历史和现实。有关中国城市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城市化滞后还是超前？城市化的速度应多快为宜？城市化道路应该如何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在现实中，中国城市化，仍以“多姿多彩”的面目阔步前行。
摇摆——论争——难题——解决，成了中国城市化前行路上的关键词，把这几个词串起来，显示的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线图”。
摇摆：现实发展偏离了预期轨道
根据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以后，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今年６月２日，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玉庆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快速增长期，城市化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８％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１．７％。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用２０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过的城市化发展过程。
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城市化战略的摇摆甚至举棋不定。
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用现在的话形容是“村村冒烟”。在此期间，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ＧＤＰ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１／３。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１９９０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
实践的发展偏离了设想的轨道。
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的崛起，有关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的提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即将完成的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
争论：城市发展速度与规模之辩
城市化战略摇摆的背后，是人们关于涉及城市化话题的激烈论争。论争涉及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但集中起来有三点。
首先是我国城市化滞后还是超前之争：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４７％，我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也有专家提出，我国城市化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较，显然是超前了。
其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重点发展何种规模的城市之争：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在学者圈里都有各自的拥趸，持“三者并举”（认为发展大、中、小城市应当共同发展）、“两头重点”（认为既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也不应齐头并进，而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论的专家也不乏其人。
再次是如何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主要原因是城市的数目太少，应该下大力气增加我国城市的数量；也有专家指出要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能单纯靠提高城市的数目，而应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走出一条建立在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道路。
难题：城市结构不合理并未改变
“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论，是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太多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事实上，目前我国城市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改善，不但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镇结构也不合理。“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是城市结构不合理的生动写照。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宋迎昌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中国城市趋同化较为严重，城市形态、产业结构、建设方式“全国基本一个样”，有的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导致了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大广场、高楼房、宽马路，曾几何时，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如同孪生兄弟的成长，几乎保持了完全相同的模样。有人戏称，随便在一个城市拍一张照片，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任何一个类似规模的城市。
“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有开膛的马路，到处在搞绿化建设。虽然住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里，却感觉到浑身不自在。特别是夏天，仿佛置身于牢笼之中。”宋迎昌说。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城市化是以劳动力的非农化为实质推进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难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本身遭遇到很多体制性问题，加上一些人有农民工抢城里人饭碗的错误观念，这就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需要转移的矛盾和摩擦，就业压力增大是这些矛盾的集中表现之一。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公布的《２００５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２１世纪，中国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的不平衡加剧等压力，都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
解决：城市建设要真正反映民意
近几十年来，大都市连绵区和大都市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地域发展格局在信息社会也许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从而有可能导致“乡村城镇化”和“城市郊区化”两个过程的合二为一，使人类聚落向具有良好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地域结构演化。
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树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应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城市化的适度推进，必须高扬“科学”和“和谐”的旗帜。
宋迎昌向记者表达他自己的疑惑：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城市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现代化城市缺少人情味？为什么久居城市的居民闻不到大自然的气息？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现代化必须支付的成本？
他提出了自己的呼唤：改革城市政府，加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制度环境建设，包括城市政府职能定位、政绩考核指标、干部任用制度、干部监督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使城市建设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
“城市化战略实施中遇到的难题要靠城市化的加速前行来解决”，宋迎昌说，“这要靠完善制度的推进，靠全局的政策和眼光——人与自然协调、以民为本，才是城市发展追求的真正目标。” (责任编辑：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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