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慧莲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日上午，本报参与主办的２００５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各路专家学者正在围绕中国城市化的相关问题各抒己见。离会场不远的一条路边，站着四五个来自四川的农民，他们刚刚从老家来到首都寻找饭碗。其中一位姓王的长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们已来了好几天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每天在亚运村附近瞎撞，希望能碰上好运气。这时，一个城管模样的人冲他们大声喊着，“这儿不招人，去别处看看吧！”

　　农民工自发地涌入大城市，这种故事每天都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的大城市里，它反映的是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

　　那么，中国城市化发展故事该如何演绎？

　　中国迎来城市化快速发展期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

　　在论坛上做主旨发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介绍，中国的城市化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上升到１９９８年的３３．３５％，２０年间平均每年提高０．７７个百分点。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全国的总人口从１２．４７亿增加到了１３亿，在此期间，城市的人口增加了１．２６７５亿，城市化率从３３．３５％提高到４１．８％，年均增加２１１２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未来的１５年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谢伏瞻说，如果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从现在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将达到５８％左右。如果届时全国总人口为１４．７亿，城市人口就是８．４亿，农村人口６．３亿。

　　城市化快速发展，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历史的进程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巨变，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城市病。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最早完成城市化过程的英国，其城市化率从３０％提高到７０％用了２００年时间，美国用了１００年时间，日本用了７０年时间，韩国用了５０年时间，而中国预计只用４０年时间。４０年时间要走过发达国家１００多年的历程，必然会带来问题。比如大城市“摊大饼”式的铺张、能源紧张、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贫民区等。

　　数据显示，到２００３年底，中国约有１８２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对此，连玉明认为，过高的城市定位、一哄而上的开发热，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城市成长关键期的特征。相反，造成了城市功能的重复和浪费，进而严重影响城市健康、理性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走城市蔓延的老路，而应该采取更加紧凑的模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这才是最好的城市成功之路。

　　值得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那种大城市圈套小城市圈，圈圈相套的做法肯定是不能再搞下去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发言中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其实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但过去我们侧重于发展大城市，以为大城市的吸纳力很强，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农民进城的各种成本越来越高，城市管理、就业等问题也越来越多。

　　刘建议，中国的城市化应该从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扩容抓起。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大城市的接纳压力，最重要的是可以使原本从中等城市边上呼啸而过的民工潮留在这些中等城市。

　　“选择城市化模式要因地制宜。也只有这样，城市才会更具个性，才能在竞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少与会者如此强调。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认为，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间也在竞争。而城市品牌竞争正成为城市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城市品牌的核心是个性化，是特色。

　　谢伏瞻则特别提出，中国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他说，在“十一五”期间，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坚定不移的战略。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城市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不能拔苗助长。特别是要保证和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不能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城市政府改革是所有改革的中心环节

　　专家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内容，是城市政府职能的改革。

　　“城市的政府改革应该成为各项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进入攻坚阶段的中国改革，在许多方面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之所以滞后，跟城市政府改革不到位有关。而政府改革就是要从原来的管制型政府、无限的政府，转变成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就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高尚全认为需要解决三大问题：

　　一是解决当前最为突出的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二是政府做好两个服务，即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创新三个理念，即企业和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树立非禁即入的理念；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