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致力于反洗钱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邵沙平说，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反洗钱法，立法和现有法律法规实施层面上都有欠缺，已经远远不适应洗钱手段和技术不断现代化、洗钱犯罪的跨国性和国际性进一步提高的现状，加快中国反洗钱立法进程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国际法学者，邵沙平建议全国人大进行反洗钱的立法时，按照中国已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参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反洗钱的有关洗钱罪的建议，将所有产生经济收益的严重犯罪都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当务之急是要将严重危害中国法治环境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金融欺诈等金融犯罪列为上游犯罪。”邵沙平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邵沙平教授就开始将控制洗钱与反腐败结合起来研究，她认为，在当今的国际社会，腐败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洗钱的方式隐瞒或掩饰其通过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及经济犯罪获取的犯罪收益。中国已查证的贪官外逃后在国外购买豪华汽车、别墅的情况说明腐败者利用洗钱的方式隐瞒或掩饰其犯罪所得，将犯罪收益转移到国外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洗钱保护腐败，腐败又推动了洗钱。“在一定程度上，洗钱已成为维护腐败的重要手段和破坏经济秩序的工具，要有效惩治腐败，必须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

　　她认为，中国目前在反洗钱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是缺乏专门的权威法律。目前中国有关反洗钱的法律规定只是在《刑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分散涉及，而实际上，反洗钱不仅涉及金融行业，还涉及诸多执法、司法部门，需要这些部门联动协作，这不是一些部门规章所能约束的。

　　二是有关洗钱罪的定义存在不足。中国《刑法》对洗钱的定义是，将与洗钱有关的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这个定义不能反映国际反洗钱法的最新发展——利用反洗钱措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因为在与资助恐怖主义犯罪有关的洗钱情况下，并不是被清洗的资金来源于恐怖主义犯罪，而是它的去向与恐怖主义犯罪有关，比如流入恐怖组织的账户，至于资金的来源是否非法则是不予考虑的。

　　另外，中国《刑法》将洗钱的犯罪心理限定为故意，要求被告人是在明知的情况下发生洗钱行为才承担刑事责任，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证明被告人“明知”相当困难，这会导致大量洗钱罪犯逃过法网。

　　三是配套法规中也存在很多盲区。例如，对于追缴赃款，中国虽有一些法律规定，但司法实践中赃款的流向多种多样，出现了投资建厂、购买股份、合作开发、购买经营权等许多新的洗钱方式，追缴这些“黑钱”缺乏法规依据。再如，现有反洗钱法规，对证券、保险等机构的报告义务没有涉及，对现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行业、法律服务行业、会计行业也没作规定。缺失对这些“易于洗钱领域”的法制监控，会直接削弱中国的整体反洗钱能力。

　　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络洗钱已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而中国有关网络洗钱的法规基本空白。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网络洗钱势必伴生发展。中国应从控制洗钱的角度，加强配套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