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客观权威地回答了近期让人最为关注的能源问题。他指出，当前国家还不打算成立能源部，但为了加强对能源工作的领导，国家成立了能源领导小组，并且设立了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加强对能源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虽然是由张国宝独自面对海内外众多记者解答能源，但大家都不会忽略，现在主持国家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正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和争议人物———马富才。

　　马富才曾经身为中国最赚钱的国企老总之一，处事也十分低调。可是，开县井喷事故将他推进了舆论漩涡的中心。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发生，马未来的发展本来也将如曾任中海油总裁的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的李毅中一样瞩目。

　　就在张国宝谈及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能源办）的前几日，恰巧是能源办成立100天。这个机构依然保持相当的低调和神秘。其低调，恰与近来能源供应的紧张形成对比；其神秘，则愈发让公众对这一新设副部级机构的行事能力充满期待。

　　能源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亲自任组长，由黄菊副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任副组长。由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担任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能源办的两名副主任分别是马富才和徐锭明。徐锭明现在还兼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因此，现在能源办的专职领导者就只有马富才一人。

　　曾因重庆井喷事件辞职的中石油“一把手”马富才，于今年6月2日就任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尽管被重新起用，但马富才已由正部级降为现在的副部级。

　　在7月下旬的“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马富才一直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时而认真倾听，时而低头笔记。发言的，是来自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的副部长们。“我正在学习。”刚刚就任能源办副主任的马富才保持着低调。油气只占到能源的20％左右，所以熟悉“油气”的他正在加紧学习，以尽快熟悉整个能源工作。会议结束后，认识马富才的人纷纷过来打招呼。许多人还没习惯称他“马主任”而叫他“马总”。

　　“铁腕领袖”治下的中石油

　　一提到马富才，这位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状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掌舵人，业内人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铁腕领袖”这个称呼也正是由此得来的。

　　“马总是位实干家。”中石油集团的员工谈起马富才，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敬佩之言。

　　在马富才的6年执掌之下，中石油集团成为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中石油则成为H股最赚钱的企业、中国海外上市赢利最高的企业。在他任内，中石油集团先后完成了改制重组、美国香港同时上市、在新疆建成未来中国最大的油气产区等重大举措，西气东输、安大线管道计划、并购海外油田等举动正酣。

　　马富才上任伊始即主导了一场对集团公司老国企的资产重组，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及销售等主业从集团中整体分离，于1999年11月创立了规模在世界上也属领先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这被认为是当时我国企业改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手术”。

　　也正是这位“铁腕领袖”，为了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力排众议“挥泪大裁员”。在头顶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石油3年累计裁员36万多人，仅此减员一举便增效达38亿元之多。还是这位“铁腕领袖”，带领着中石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实现了飞跃。2000年4月7日，千锤百炼的中国石油终于在纽约证交所及香港联交所同时挂牌上市，一举实现融资28.9亿美元，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贵的发展资金。

　　在这位“铁腕领袖”的领导下，中石油取得的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2002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财政利润总额为2400亿元，而中石油一家就贡献了600亿元，占到了1/4之多。在眼光最为挑剔的资本市场上，中石油还是得到了投资者奉与的“赚钱王”称号。在风云莫测的国际石油市场上，中石油却是笑傲群雄，一举成为了第一家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10强行列的中国公司。

　　马富才，这位拥有着30多年经验的老石油人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国有企业完全能够发展壮大，能够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成长之路

　　1980年11月，一名大学生被提拔为干部。地点是山东滨南采油厂，那儿离中国的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总部所在地有80来公里远。被提干的年轻人名为马富才，来自江苏溧阳，那时他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滨南工作已有几年光景。在那个年代，这名从学院里出来的年轻人常被人们称为“大学生”。至今，那儿的老人还会记得，他长得修长、面孔白亮。

　　大学生最初的官衔是副调度员，行政级别是副科级，3年后，马晋升为副总指挥，再4年后，开始担任总指挥———他政治生涯里的第一个一把手，直到1989年6月离开滨南。

　　1988年10月，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关负责人到滨南采油厂视察工作。担任厂长的马富才陪同考察，并沿途介绍情况。有当时在场的人介绍说，马富才对各种设备的参数、钻井的产能、人员的情况都了然于胸，许多数字不用看材料就脱口而出。这一切给考察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8月至1990年6月，在这期间，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改名为胜利石油管理局，胜利油田会战管理体制结束，进入二次创业、持续稳定发展时期，胜利石油管理局的高层随之作了调整。

　　马富才于1990年2月出任副局长一职。之后，马的仕途一帆风顺。1990至1996年间，马富才担任的职务从副局长到常务副局长、然后到局长。1996年12月，马富才离开山东东营到北京，当了副总经理。1998年，马富才从排名第五的副总经理的位上被“扶正”，开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时代。

　　在东营，人们对这名从学校出来的石油人的评价相当一致：低调、务实。胜利管理局下属的一家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说，马不喜欢在众人面前作秀，但这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在胜利石油管理局，马富才一直主抓生产。他在任时，胜利油田的石油年产量迅速攀升至3000万吨，并在这个水平之上稳定保持了几年。

　　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马富才是业界公认的低调企业家。可是，开县井喷事故却将他推进舆论漩涡的中心。

　　2003年的12月31日，重庆开县井喷酿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星夜逃难———马富才随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自中央2003年开始“高官问责”后，马富才是第一个主动引咎而退的官员。马富才引咎辞职时58岁，在石油系统工作了34年。

　　从井喷事故到中央宣布接受马富才的请辞，历时113天。“你能感觉到马总的忧虑，”中石油内部一位人士说，“他的白发骤然增多。”有媒体披露，当听到开县井喷事故消息时，马富才脸色凝重：“发生大事了！”当天下午，副总经理苏树林被派往事发地。

　　马富才当时为什么没有亲自赶赴现场？这是他后来备受舆论诘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分管范围的问题，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引咎辞职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有可能是从企业形象安全出发的一种考虑。”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分析说。“马富才没有亲到现场，是他的失误。”一位与他熟识的人士说，“这或许与其经历有关———他30多年的从业经历一帆风顺，缺少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经验。”

　　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发生，马富才未来的发展将如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后来，李毅中先后调任国资委党委书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卫留成2003年10月由中海油总经理调任海南省代省长。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马富才在辞职时对中央提出：希望从事石油技术方面的工作。此后，他开始对中石油全国管线进行考察，包括四川忠县—武汉的石油输送线。当到达井喷的事发地时，有随行者感受到了他的愧疚和伤怀。在辞职后的一年中，身无官职的马富才主抓了一个新项目———“煤层气”。这是一种附存在煤层中自生自储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斯”，是我国近年才开始利用的新型优质清洁能源。国家已经对该项目进行了立项，但由于技术太新，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大约5年后才能见分晓。

　　“可惜。”不少采访对象如此评价马富才政治生涯的戛然中止。

　　但毛寿龙教授提出，马富才虽然在政治上承担责任，主动辞去行政职务，但是在行政上并未受处分。相反，如果不作引咎辞职的表态，以后即使一直在位上，这仍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道跨不过去的坎。领头承担事故责任于他的政治形象未必是伤害。

　　与其他被免职的官员同样，马富才的正部级待遇依然保留。他如在职时一样低调，而当媒体询问他任职能源办副主任的感想时，他也如过去一样保持沉默。

　　众说纷纭

　　期待“马富才们”东山再起

　　在国外，高级官员在重大事故发生后主动引咎辞职，已成为行政惯例，并不罕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内重大事故发生不少，高层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的却极为鲜见。马富才主动辞去领导职务，体现了高官勇于承担应尽职责的勇气，此举令人尊重。单从这一点来说，马富才应该是一位有道德责任感的官员。

　　事实上，作为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马富才创造的经营业绩可谓傲视群雄。其低调、务实的作风也为他在集团内部赢得了极高声誉。凭心而论，假如没有这场特大井喷事故，他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很多人都觉得，马富才这样的好官引咎辞职多少有些“可惜”。

　　笔者以为，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不能盖棺定论，使其永无翻身之日。而是要建立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对于确实优秀的人才，允许其恢复公职，此举也是干部制度“能上能下”原则的体现。

　　（黄健）

　　官员复出尚需机制到位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或平调岗位，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一位学者谈及马富才复出的影响时这样认为。

　　不仅马富才如此，张文康、孟学农等都是按照“先歇一段时间避过风头，然后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和场合露一下面，最后悄然复出的方式。人们只是在心理上接受了这样一种方式，但在程序上却有失公允，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有学者认为。

　　其实，人们对官员复出或复职最大的担心也正在此。一个官员的复出，其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因为这些人被免或者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