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万不能忘了带上户口。问题是，你要是没有呢？

　　　 上月，一位叫李秀珍的女人，在北京近郊一间平房里病逝。按例行程序，医生须开具死亡证明。“她的身份证呢？”医生问。“我母亲没有身份证。”大儿子李贵锋回答。“那户口本呢？”“也没有户口本。”儿子又答。

　　　 医生愣在那里，片刻后说：死者身份不能确定，无法开具死亡证明。

　　　 当晚，亲人们把这个67岁的老人送去火化，同样的难题再次出现。殡仪馆坚持：没有死亡证明，不能火化。

　　　 早在30年前，李秀珍及全家的户口被注销了。那是1975年，举国上下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她的丈夫、皮匠李殿洲被视为“单干户”和“社会主义绊脚石”，全家被游街3天。随后，在没有落实户口接收地的情况下，黑龙江省“双城县公正公社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印一摁，强行将一家人的户口迁出。从此，李秀珍一家8口，开始了漂泊的“黑户”生涯。

　　　 讨说法快要磨破了嘴，也跑断了腿，有关部门总是一句话等着：“待解决。”

　　　 当然，有关部门没能想那么周全：“待解决”可解决不了“黑户”的肚子。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肉票、煤票、油票、豆制品票……哪一票能离了户口？

　　　 不过户口再能耐，也不能限制采摘漫山遍野的野菜吧。再说了，实在熬不下去，6个孩子还可以去国营饭店捡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尽管邻居们看见他们皮包骨头，有时饿得扶着墙根儿走路。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79年。那可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啊！李秀珍的丈夫李殿洲嘟囔了一声：“看来只能找中央了！”

　　　 在北京，他们仍是一再被告知“等等吧”、“再等等吧”。国家的事那么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他们把我们当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李殿洲委屈地说。

　　　 可还得活下去！最初全家露宿街头，拿鞋当枕头。有时住水泥管里，有时捡塑料布搭个小棚住。孩子们重操旧业，拿起饭盆———一只清洗过的油漆桶———到饭店捡剩饭。他们游荡在城市垃圾堆旁拾破烂、捡柴、捡煤。“所有我们家用的东西都要出去捡。”小女儿李贵娟说。

　　　 捡破烂也有代价。二儿子李贵仁15岁那年，一个醉酒的司机开着汽车辗上垃圾堆，轧断了他的右腿。从此，他的右腿便比左腿短了一截。三儿子李贵才，不幸成了一桩谋杀案的受害人，但因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最终连死尸都没能认领。

　　　 因为没户口，大儿子李贵锋不得不放弃高考机会。不仅如此，这位当年的“尖子生”，还不能被录用为正式工人。他谈过一次恋爱，但终因没户口，女方离他而去。即便去找个临时工，用工单位也会要求“看看你的身份证”。42岁的李贵锋，至今无业，跟残疾的二弟一起打光棍。

　　　 四儿子倒是会开汽车，但因没有身份证拿不到驾照，只能开“摩的”养家。两个女儿因没户口领不到结婚证，只能跟男友“非法”同居。35岁的大女儿已经流产三次：因为“丈夫”所在的国企坚持不许“未婚生子”。

　　　 27岁的小女儿至今“不敢要孩子”，因没户口，拿不到生育指标。“就连孩子打疫苗也打不了”。

　　　 没身份证，他们不可能有银行账户。当然，他们压根儿没有闲钱需要存进银行。

　　　 李贵娟小时候曾扯着妈妈衣角哭着要上学，妈妈说：“咱家肚子都吃不饱呢。”姐妹俩因此“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姐姐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更糟的是，因没户口，他们连暂住证也不能办。每个孩子都曾被收容过。李贵娟第一次被收容时只有4岁。不过，因为没有原籍可以遣返，他们被允许继续在北京流浪，继续“反映问题”。

　　　 有一天，李贵娟终于耐不住性子嚷了起来：“我们家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新闻里总是开这个会，那个会，可为什么就没人还我们家一个户口？”

　　　 曾经有一度，他们总抱着乐观的态度：户口早晚总会解决的。大女儿的“丈夫”说：“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又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星人！”

　　　 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母亲、共和国公民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是“黑户”？儿女们能尽的最后一点孝心，是奔波4天，想尽办法终于让医生开了“死亡证明”。但请相信医生依旧秉公办事。在开出证明之前，要求大儿子李贵锋写下保证书：“后果自负”。

　　　 接下来的难题是，四儿子的大孩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没有户口，他将无法升入初中，面临失学。“如果失学，这孩子一辈子就完了！”

　　　 1958年1月，一号主席令签发，新中国自此有了户籍制度。每个人的恩爱情仇、生老病死，都将在户口的照耀下进行。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惟有恐惧与贫穷。有媒体评论，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