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电影传奇》工作室。

　　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岁开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多张海报，3000多本电影连环画、小人书，这是他的最大财富，其中有几张电影博物馆一直盯着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给，因为只剩下这一张了。崔永元穿着一套大裤衩和T恤，手里夹着根烟，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每台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旧照。

　　正赶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晚饭，“我不饿，咱们先聊着。”这一聊，从傍晚到半夜1点钟，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外，也喝了点水。

　　“我抽烟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没事儿在那儿也抽。之前已经戒烟了，戒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得抑郁症以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态，他的睡眠时间一般在早上到中午，当然，也有不睡的时候，那就特别没精神了，比如采访当天。“上午没睡多少，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事儿”，他微皱着眉头，握手也似乎有气无力，蜻蜓点水般，说话声音也小，可到了“电影现状”、“社会现状”、“媒体良心与责任”……，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音量也越来越大，冷幽默、激愤之情时而起之，烟蒂被掐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采访结束已近1点，精神比傍晚时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过这一个不眠之夜。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实话实说》时，机智幽默，插科打诨，还时常歪着嘴角坏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张、小李。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后来整个电视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实话实说》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一开始觉得，我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我能让它继续往上走，后来我发现我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不能看着节目就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离开《实话实说》后，崔永元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24小时的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大家发现崔永元爱“较劲”、“较真”是在电影《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一路下来，到前段时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还有，“《超级女声》低俗”。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都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现在不相信媒体。

　　他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实话实说》刚开始锁定的主持人目标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30个主持人。“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谈话节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看台湾、美国的带子，我一看挺好玩，一个人说话，就能让大家高兴，他们挑主持人时，我就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先帮着给做几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确实是那么想。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