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搜狐财经--第一财经日报月度论坛访谈嘉宾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有哪些新的特点？国家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在哪？前天，由本报和搜狐网联合主办“搜狐财经——第一财经日报月度论坛”首次开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勾划“十一五”

　　寻找问题破解良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汪玉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就“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城市化、区域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转变政府职能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未来五年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杨保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似乎找到了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就是科学发展观。跟过去相比，“十一五”期间要的不光是一种胆略，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他认为，“十一五”规划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全面系统地展示这一届中央领导执政的思路；规划内容会更加全面；会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由计划指令性向指导性、调控性的方向转化。

　　李善同认为，“十一五”期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都会更明确的显现出来，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比过去更强了，无论是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还是劳动力的成本都在上升，由此带来的增长成本也在上升，要求我们在增长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效率的提高。

　　汪玉凯认为，国际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我们这次制定“十一五”

　　规划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战略选择和策略运用。

　　在谈到增长问题是时，李善同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时期，根据现有的投资，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和GDP分析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肯定可以在8％以上。一种又快又好的增长，不光是快，还能够减少增长所带来的污染和其他一些负面影响，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是我们的目标。

　　汪玉凯认为，现在的增长方式遇到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不仅仅在下一个五年，在更长时间都将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能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化解可持续发展的压力，需要很多条件。除了经济条件以外，还需要政府管理的条件。如果各级政府不能有一种把经济适度放在一个大体合理的幅度内，既保持高增长，又考虑资源社会承受能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比较困难的。

　　产业结构调整是专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李善同认为，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是多元化的，最富的人和农村最穷的人差别很大，这也决定了我们整个消费结构，或者说消费需求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但整个消费的结构在不断升级。城市化的加速和整个投资的特点也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十一五”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如保实现产业的升级。

　　赵弘指出，目前我国区域之间没有形成特有的产业优势，产业雷同性比较普遍。东部、西部，大城市和小城市，在产业上并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现在都在喊调整产业结构，实际上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个悖论：本来这个区域有某一方面的产业特点，或者某一方面的制造业特别有优势，但是调整的方向似乎是把优势抹煞掉，然后调整为大城市看来比较合理的方式，比如三产比较多，二产比较小，一产基本消失。重要的标准应该看一产、二产、三产本身的技术水平、技术结构，如果仅仅从三二一结构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越调越不合适。

　　“抽肥补瘦”不应变成“抽瘦补肥”

　　就“三农”问题，赵弘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伴随着的不仅仅是“三农”本身，而是城市化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进程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一出一进”。所谓“一出”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出口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市的发展，要依靠城市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打开一个缺口。所谓“一进”。就是社会资本要进入农村。

　　汪玉凯认为，要检讨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有没有有意无意地在剥夺农民，有没有把本来应该抽肥补瘦的，变成了抽瘦补肥的。

　　在谈到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时，专家们普遍认为，“十一五”期间，地区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扩大。李善同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实大国的区域差距都是很大的，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区域差距问题。我们各个地区区位条件不一样，发展基础、人文都不一样，所以区域差距可能长期存在的。比如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人均GDP水平高，增长速度也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地区差距确实在短期之内或者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还会进一步扩大。但如果政策得当，区域差距扩大的速度会有所减缓，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也做到了这一点。

　　李善同认为，“十一五”时期，区域政策还必须关注到龙头的培育，比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圈，这些都是地方的龙头，如果这个地方发展很快实际上带动和辐射作用是很强的。但她同时指出，有些地区可能自然环境是比较脆弱，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应该限制发展。要用空间的概念指导各个地区的发展，这个可能是我们“十一五”期间要贯彻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赵弘认为，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可以引入“总部经济”的概念，就是把总部放在中心城市里，利用中心城市的人才信息占领资源，而把生产制造继续留在欠发达地区，这样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这个结果就使得两个区域的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而且增加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能够通过总部经济链条把大城市的人才信息、资本通过这种链条辐射出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杨保军认为，在对待城市化问题上，应该要因势利导，而不要拔苗助长。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地方认识到城市化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下夸大了城市化的作用，存在着盲目的倾向。他透露，国家建设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全国的城镇体系的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条件来测算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条件，像一些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这样就可能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

　　赵弘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要从过去关注一个城市本身的发展，拓展到一个区域层面，拓展到城市群，强调几个城市之间的分工，几个城市之间经济方面的互相支撑。比如，北京要更多地发挥科技创新、服务辐射的功能，更多地要用总部经济的思路来调整其结构和功能，把在北京不易做的、没有优势做的产业，心甘情愿的转移出去，让给周边的城市，绝对不能我既想要做总部，也要做制造。而周边的城市之间也要有一种胸怀、一种大度，要敢于用北京的平台把总部迁过来，要用北京的环境源源不断地输入自己的要素，这样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

　　解决社会不公重在建立“机会公平”

　　建立和谐社会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要求。专家们认为，和谐社会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非常重要的理念。在这个发展阶段提出这样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目前社会演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来的。

　　赵弘认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要从注重结果公平转到机会公平。每个人的机会不同、背景不同，在市场上必然有成有败，所以整个社会的基本理念要从追求结果公平转到机会公平，而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创造机会公平的制度。政府能够控制的更多的是再分配，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等等来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低收入阶层，在再次分配中政府更多的要从保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平衡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

　　就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专家们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效率，但是市场解决不了公平、公正，而公共部门政府就是专门解决社会公正、公平的，通过纳税人变成公共财政，用公共财政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

　　汪玉凯认为，未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仅是职能转变，还应该把政府职能放在政府转型的框架内来分析。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最终必然引起政府自身的转型，政府必然由管制型的政府转到公共治理型的政府。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解决权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包括实现都是非常困难的。

　　李善同认为，“十一五”面临着增长成本上升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降低管理成本，才能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十一五”应该特别关注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的改革。比如建立和谐社会，首先政府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在精兵简政上应该有新的含义，精兵不是说减少兵就完了，必须素质得提高，管理能力得提高，这样才能保证管理成本下降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