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银行业改革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

    财务重组后引进外资是目前银行业改革的基本套路。而外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治疗中国银行体系的痼疾，外资深入中国银行体系是否会危及金融安全成了业内不断追问的话题。

    国际金融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银行系统之一，主要原因是坏账如山，体制不健全。标准普尔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银行系统的改革是中国同国际接轨的最大挑战之一。而目前困扰银行业的最大问题是资本充足率不足。可以通过几种途径补充资本金:银行自身产生的利润，财政拨款，股份制改造。在前两种方式已不可行的情况下，股改后通过直接上市融资成为唯一可行的方式。

    再看国有银行可以从外资入股中得到什么。首先，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中资银行进入全球金融“大家庭”的引路人。其次，外资的入股可以改变中资银行承担宏观、政治、稳定等方面责任的行政定位，使之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减少政府权力对银行的渗透。最后，引进外资可以迫使中资银行更多、更快地熟悉国际惯例，学习国外同行先进的思想方法，引进新的金融产品。

    当然，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银行要出让一定市场份额、丧失部分确定银行战略方向的自主权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要付出的代价。

    但也有人质疑，我们正在“贱卖”自己的银行业。以工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从它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似乎太便宜了。

    究竟应如何看待国有银行的改革？或许正如某业内人士所说，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法，关键要看这些方法在现阶段能解决什么问题。

    特别报道

    □记者　　尚晓阳

    一位银监会的高层曾经这样说，银行股东的作用，国有股东不如民营股东，境内股东不如境外股东。也有专家表示，对金融业的开放无害我国的金融安全，对此应当有前瞻性的态度，也应该相信，花钱买得到好机制。

    开放是大势所趋

    银监会规定，单个外资机构入股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超过20％，合计外资投资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5％。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这样的设计考虑到了金融安全，考虑到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控股地位，“但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他表示，中国的银行业将来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对此应该有开放的观点和前瞻性的想法，“何况，中行、建行将来在境外上市后，外资所占比例肯定会超过25％，这个比例也不攻自破了。”

    “据我了解，有些不良资产很高、净资本亏损的银行，外资也很感兴趣，他们瞄准的是分销网络等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卖给他们，然后回笼现金，可以给原来的出资人一笔钱，甩掉包袱。”王松奇同时强调，对于经营稳健的银行，我们可以大比例控股或者合资。他建议大家不必担心，“中国的国企改革和俄罗斯相比，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我们把赚钱的高利润的垄断行业都留在国家手里了，所以不需要担心财富外流。”

    “不要认为卖给外资就不安全了，不要认为把银行当成自己的儿子，听自己的话，这样才安全。捂着，保着，有问题兜着，最后出了窟窿财政或外汇储备拿钱，这种做法其实很吃亏。”王松奇表示，过去我们对国企改革中的国退民进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将来银行业开放过程中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会越来越开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近日则表示，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业是20％、30％还是50％，数字本身并不重要。国有银行在外资参与之后，是变成有自我约束能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独立商业机构，还是仍然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这才是最根本的。

    花钱买到了好机制

    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是扮演战略投资者，植入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是拉一票就走的财务投资者？

    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虽然开放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一些冲击，比如机构优质客户流失，宏观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可能造成垄断行为等等，但是不可否认，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正面效应。

    其一，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得以提升。大多数外资金融机构入主中国金融机构时，在股权上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因此，他们都希望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对公司施加影响，较好的贯彻自身的经营理念，使得银行迅速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管理水平。

    IFC派驻上海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的董事蓝德彰，频频在董事会上投反对票，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公开演讲大谈董事会的作用，强烈主张要把审计委员会从监事会下面拿过来转向董事会负责；反对银行不顾资本金的约束盲目扩大资产规模，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这些理念在今天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在当时引起的碰撞和反应却是非常之强烈的。

    其二，外资进入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步伐。

    一直以来困扰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问题是:中国国有独资金融机构效率低，但通过内部改革提高效率的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成为一个比较具有可行性的路径。外资金融机构一般有着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其在中国的行为会受到自我实现合同的约束，从而减小了道德风险和短期行为。

    另外，从长远来看，伴随利率、汇率管制的放松，外资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进入，国内金融业的民营化改革，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有经济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逐渐被打破，金融市场产权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这样的金融市场结构必将提高市场绩效，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效应。在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国内金融机构必然加快改革的步伐。

    最后，促进了监管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活跃程度高，监管国际活跃性银行显然需要更多的监管技巧和评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程序的能力。这将迫使监管当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金融监管。

    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在与金融监管当局博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利用监管法规的模糊地带进行金融创新在向市场提供金融产品的同时，也有助于监管部门发现现有金融监管框架中的漏洞，使监管制度变得更为合理规范，有利于形成一个更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接触和学习世界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监管实践中。如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专门成立了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邀请国际上一些著名专家出任委员，为借鉴国际经验强化风险监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银监会开展的有效核心原则自我评估，以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持续性监管，也充分借鉴了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