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离不开海关统计。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贸易部门在过去10年获得了迅速的扩张。8月11日中国海关官员说，在今年头七个月，中国贸易增长了22.8个百分点，从2005年3月以来，贸易量每月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
    目前，中国同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量已占到其GDP的近70%。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日本和西德高速发展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10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对中国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人们有很多讨论，给出的解释也五花八门。为了持续增长，中国也许积蓄好了自己的内力。但问题是，中国同东亚单纯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不大一样，中国总体上是依靠贸易带动的经济，与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今天的市场要开放得多。
    形式上讲，念经济学的学生可能会认为，与比重占绝对优势的投资和消费相比，微弱的贸易盈余（过去十年平均低于5%）对中国的GDP不会有太大的贡献。预计今年的贸易盈余会超过1000亿美元，这一数据与过去十年相比的确很高。然而即使如此，它也还不到中国GDP的1/10。那么贸易要紧吗？
    这取决于你看待统计的方式。在支出法下，尽管计入GDP的是净出口而不是整个贸易额，但是整个贸易额及其增长引起了制造业、服务业和公共部门产出的巨大增长。不用担心，中国相关的行业部门在做统计时已经考虑了这种引致效应。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通过加总每个部门的增加值来计算中国的GDP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实际上，比较而言，中国对制造业的数据处理要远好于服务业。
    大致是在十年前，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最终走上了有自己特色的增长之路。这一切都来源于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巡过程中的谈话。这些谈话实际上为后来党内形成共识奠定了基础，这个共识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这些改革中，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增长体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措施包括：消除外贸控制、1994年人民币贬值40%、依靠政绩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的制度以及199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调整。
    理解中国增长体制的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个体制是开放化、分权化和通过党形成政治凝聚力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省级和市级官员来说，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激励框架，那就是要一心一意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我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作“为了增长而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GDP的增长率成了考核政绩的惟一尺度，因而对他们来说，首要的工作就是保持经济年复一年的增长。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行业部门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地方官员也很清楚，走出困境的最佳办法就是吸引外资。为了吸引FDI，他们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如劳动力、土地的无偿使用和给予外资一定的免税期。
    198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将其产品打入容量巨大的中国市场，通过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将其有关业务搬到了中国。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绝大多数FDI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落脚点，是因为它们认为，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去做“中国制造”是不明智的。十年来，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FDI的投资对象国。
    FDI的持续流入促进了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也使中国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凭着供给无限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对FDI的偏爱，中国与世界经济迅速融为一体，这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坦率地说，随着FDI流入量的连年攀升以及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确受益匪浅。但与此同时，中国贸易量的增长也为东亚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财富。这一点无人能否认。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有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和复苏，对动态化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贡献也日渐突出。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也是世界级的加工中心，目前有50万家外国制造商在这里落户。十多年来，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4倍。如今，在纺织品、电子和机械产品等很多领域里，中国产品在市场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东部沿海最具活力的地区，一个共同的特征是FDI的高度群聚，珠江三角洲和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在吸收FDI和出口产品加工方面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十年来，FDI在机械和电子等最具活力的部门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过去的两倍甚至三倍。在PC及相关部件、其它电子和通讯设备的出口中，FDI所占的份额超过了80%-90%。整个贸易量的增长中有90%多要归于加工贸易的增长，这是中国经常账户中贸易盈余的惟一来源。当然，FDI的源源不断的涌入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美元储备，到2004年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金。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但与日本（1950年代-1970年代）和韩国（1970年代-1990年代）相比，中国的整个贸易大体上是平衡的。当然，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加工贸易在整个贸易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但是中国同美国的贸易盈余是巨大的而且逐年攀升（2004年大约是1620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对外贸易的总赤字大约是7000亿美元。有些经济学家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美国人储蓄太少的缘故。的确，美国人（包括公司部门）支出比起储蓄要大得多。但是，这也是由于美国人借钱成本太低的缘故。这样，问题就回到美国的货币市场上。如果没有国外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所形成的货币供给，美国的利率很快就会上升，从而经济增速放慢。
    这里碰到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美国经常项目的高赤字使得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大买主，外国对美国债券的庞大持有额使得美国人继续有能力把金钱大量花在进口商品上，这又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循环局面暗示着美国和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一个困境。在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安排下，全球化在为亚洲实现出口拉动的增长创造机会的同时，也为美国的贸易失衡埋下了种子。作为亚洲的关键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使得这种失衡更加明显。

    不妨看一下亚洲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变化情况。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同东亚经济的贸易量增长了两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是日本和台湾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同日本、韩国、台湾和东盟国家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1260亿美元。这些赤字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贸易赤字，实际上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把同美国的贸易盈余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因为与中国相比较，美国同东亚地区的贸易赤字增长得相当缓慢。
    因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明显地改变了东亚内部的贸易状况，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总是认为中国是全球贸易日渐失衡的“罪魁祸首”。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生产者，过去十年的显著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生产链条的版图，也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了挑战。整个世界或简单地说美国尚未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做好准备。如果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能够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够避免这样一种失衡的发生，而在于这样一种失衡将发展到何种地步。  
    过去几年里，人们对于美国经常账户和财政预算的失衡日渐关注，而这种关注又主要集中于人民币对美元的钉住政策。美国对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认为，保持汇率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使是今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1%后，它仍然不准备对汇率做出大的调整。中国认为，向浮动汇率体系过渡有赖于经济体中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减少，而这些矛盾是复杂的，要解决它们尚需时日。
    由于政治层面上的约束，过去十年里中国对国内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放慢了。银行系统仍然处于不良和脆弱的状态，资本市场也日渐萎缩。由于不能在政府垄断的行业进行投资，有活力的私人部门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日益突出的地区差距、城乡分割抑制了消费的增长。这使得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出口推动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 
    最近一期的《商务周刊》认为，“若干年来，中国成了世界上鞋、服装和微波炉的廉价组装铺。现在，它正在为成为精密技术强国做准备，而这需要大量资本。大量钞票流向了生产汽车、钢铁、化学品和高技术电子产品的行业。这种支出和消费热潮的背后，是国内对各种类型产品的旺盛需求以及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结果，中国对关键材料和元器件的生产很快超出了自身需求，从而成为高端产品的一个主要出口平台。”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推断是十分诱人的。这种推断暗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全球贸易体系为崛起的中国（如不包括印度）留有足够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这种出口带动的增长要能持续下去，中国就必须克服其内部所面临的巨大的结构性矛盾。
    过去十年里依靠投资扩张的增长模式累积了过剩的产能，证据就是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的高升以及十年间消费品指数的零增长。产能过剩既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也是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原因。产能过剩引起了价格战、压缩了厂商的利润空间并使房地产领域过热。 
    不及时对结构性矛盾进行改革最终会使经济增速放慢。1980年代-1990年代日本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结构性矛盾抑制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投资-增长之间的短期关系使得货币政策得以扩张，而这对宏观经济稳定是不利的，2003年-2004年经济过热就是例证。在一个出口带动的增长体制下，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全球市场中，中国购买的规模很大，而且所占份额也不断上升，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将导致全球主要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 
    但是，鉴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实际的政治环境，中国在结构性调整和短期快速增长之间进退两难。结构性改革将要求紧缩经济。快速关闭和重组低效的银行部门和国有企业，在短期内将使经济增速放慢，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可能是这些年中国企业迫切进行国际化的原因。很明显，企业国际化越来越被视为是国内进行复杂的结构性改革的替代品，并成了中国寻求恢复均衡的一种策略，以便在未来的时间里参与到世界竞争中去。然而实施这种策略将付出代价。企业在国外咄咄逼人的并购欲望破坏了国际间业已确立的利益平衡体系，并同别国产生更多的摩擦，其结果是掩盖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
    因而我们需要有支持结构性改革的强有力的观点。其一，结构性改革可以减轻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其次，结构性改革将赢得国际实业界的正面回应，它们将意识到在结构性改革的项目上进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这样，既不会对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形成恐慌，中国也将继续保持强有力的院外活动能力，并为持续发展获得资金；最后，在未来10年或20年里，中国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克服其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经济要想获得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需要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群落，而这样的群落又同世界经济的运行是相互关联的。
    毫无疑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改变和调整全球经济的失衡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它认为中国的崛起符合其自身利益。中国需要保持快速增长，借助于适宜的政策，中国也能保持快速增长。及时和有效地对结构性矛盾做出调整和改革符合中国自身和国际社会的长期利益。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页：https://www.prozhang.com

    原文为英文，罗长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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