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一次团购150万元1辆的美国悍马车20辆、山西煤老板的蹦级生活、山西煤窑主大量购买京城豪宅……山西煤老板们的奢华生活时时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事实上，过着风光奢华、纸醉金迷生活的煤老板们也成为一些犯罪分子关注的对象。绑架、勒索、诈骗等让这些煤老板们过着一种“富，并恐惧着”的生活。有些人认为，这是仇富心理在作怪：是对财富眼红的行为，是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仗义”之心所致。有些专家也认同这种“仇富”的说法。（《新华每日电讯》9月25日）

　　关于仇富心理的说法历来很有市场，笔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心理的存在，问题在于，中国人这种仇富心理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果真是一种骨子里存在的民族劣根性吗？

　　其实，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对财富的眼红都是一种必然心态，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譬如把这种富人财富的拥有理解成对方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的付出、祖辈打拼下的遗荫等等。但是一旦自己替对方寻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很令自己信服，或者认为对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过低廉，那种不公平感就会升华到仇视，仇富心理也就产生了。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富裕的机会成本比较昂贵，普通人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也就很难对富豪形成敌对情绪。与此相反，中国的一些富豪，尤其是像煤老板这样的富豪，他们为成为富豪而付出的成本异常的低廉，在他们的发家史上，往往与“暴富”联系在一起，是社会对资源分配机制的极端不平衡、对于公平机制的极端不健全造成了这些煤老板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富起来的，而与煤老板们的暴富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公平机制的不健全而日益穷困，有的甚至直接是因为暴富者对他们权利的践踏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超过了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仇富心理也就急剧膨胀起来。

　　另外，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不但如此，中国的富人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这当然会使穷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仇富心理。

　　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仇富心理，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同时，政府应该建立并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从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上，有效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遏制住目前这种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的局面。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