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一位外地在统计局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骂他的“父母官”说，官迷心窍，为了往上爬，统计数据拼命掺水，两年脱贫达小康，官升一级调走了。而老百姓呢，远没有实现温饱。这与号称“内蒙古第一县”准格尔旗，其财政实力甚至超过一个下辖数个旗县的盟或市，却偏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新京报》９月２５日），可谓一反一正，发人深省哉！

　　上述报道中也讲了一个故事，内蒙古东部某旗委书记是当地人，摘掉了贫困县帽子之后被提升为副市长，却不敢明着回家，只好悄悄来去，怕当地乡亲骂他“为升官而摘了‘贫困帽’”。我认为，若是像我朋友电话中说的情况那样，靠浮夸摘“穷帽”，那该骂；若是真富，理当摘“穷帽”，那就骂的不对了，即便百姓错骂了，那也是官员长期误导的结果。其实，一个地方的“贫困帽”摘与不摘，往往并不是以百姓的意志及其实际生活状况为转移的，多是由地方主政大员根据自己仕途的需要而决定的。少数居心叵测的主政者对于“贫困帽”，心存迥然不同的“鬼八卦”，或“摘”，或“保”，因时因地因人而易。在一定程度上，“贫困帽”已经沦为少数地方主政者耍弄官场滑稽剧的道具。他们已经把“三个代表”抛到了九霄云外，异化成了一门心思盘算仕途升迁的政客。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摘“贫困帽”呢？在他们官欲亢奋，想要换上一顶更大的乌纱帽的时候，就会急于摘掉“贫困帽”。只有摘掉了“贫困帽”，才能彰显政绩卓越，赢得上司的青睐、赏识和重用。为此，他们就会昧着良心，不故百姓死活，往各类统计数字里大兑其水，弄虚作假，伪造政绩。此类浮夸吹牛造假的案例媒体多有披露，不胜枚举，其“出类拔萃”者莫过于臭名昭著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他原是一名湖北省机关副处级干部，为升官发财申请到贫困地区任职，就被派到“贫困县”丹江口市当市长。为铺设升迁台阶，他吹牛浮夸到了荒唐离奇的程度，“一个村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组装基地”，统计报表都是按其“牛皮”填空”。３年间，该市ＧＤＰ、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虚报４１．１亿元、１．１亿元和４５９元，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跻身省“十强县”、“十佳县”，其官位很快爬至市委书记、十堰市委常委（副地级）（据新华网）。若不是恶迹败露倒台判刑，恐怕他还会浮夸升迁。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保“贫困帽”呢？在他们不具备升迁可能、而希望养尊处优的时候（或刚被提拔到某地主政或年龄即将到限），就会千方百计地保“贫困帽”，一切反其道而行，增产也报减产，增收也报欠收。“贫困帽”下面，有上级可观的扶贫款项，有各界源源不断的捐赠，有银行无息或减息的贷款，有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还有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抱住了这个“金娃娃”，握住了这棵“摇钱树”，就意味着吃天掉的“馅饼”，无须拼搏勤政，尽可优哉悠哉，坐享“官福”。这应该是如“日进斗金”、富得流油的准格尔旗之类地方主政者们争戴“贫困帽”的“天机”和“密窍”。

　　富县戴穷帽现象与穷县戴富帽现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不正之风之所以蔓延，不应完全归咎于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不科学、不具体、不规范，关键是少数地方主政者缺乏“以人为本”理念，思想作风不端，为人为官的品质不正，弄虚作假，归根结蒂是有关方面监管不力，甚至“纵容姑息”所致。要避免和杜绝这类不良乃至丑恶的现象，需要有关领导机关切实转变作风，多深入，严考察，及时发现“猫腻”、戳穿“牛皮”。同时，要对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一经发现即先就地免职，再按党纪国法从事，以儆效尤，从而让地方主政者们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对“贫困帽”既不敢妄“摘”，也不敢妄“保”。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