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是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来的。它是作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展中国家应该严肃财政纪律，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竞争性的汇率(指折衷的汇率制度安排)、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华盛顿”共识提出之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把其作为治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

　　“华盛顿共识”包含的这些一揽子措施其实不能以教条的方式理解，不能一说“华盛顿共识”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马上同时按照药方作出各项急剧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调整，马上实施这些一揽子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待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就犯了这种错误。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这一点，货币、财政、金融、贸易、汇率、投资、政府体制等体制作为制度，从其产生到其真正能够运作，是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况且，各项制度之间也需要配套和兼容，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制度之间只有相互配套和兼容，总体制度架构才能发挥作用。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反思“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关注增长，而且关注减少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这种批评是对这种休克疗法式的“华盛顿共识”整治方案和范式的批评。

　　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虽然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后华盛顿共识”目前还不足以形成主流“共识”。

　　“北京共识”不久前由拉莫先生提出。根据其定义，“北京共识”的含义包括：坚决进行创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共识肯定不是普适性的“共识”，因为它肯定不适用于小国，小国很难形成所谓的“不对称力量”。这不是说小国就一定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小国的出路和利益之所在恰恰在于全球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家之间的集团化。

　　因此“北京共识”不是“共识”。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我国推行了谨慎的民营化、市场化、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减小政府规模等等。也就是上述“修正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此外，“北京共识”中有一些做法与“修正后的华盛顿共识”不相违背，比如坚决进行试验，也就是试错。这也符合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试错思想。波普尔认为，人们永远也不能掌握真理，但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去不断接近真理。货币、财政、金融、贸易、汇率、投资、政府体制等体制的改革也要允许试错，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而且这些体制改革必须相互配套和兼容。这方面也应该可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修正后的华盛顿共识”总结如下：第一，应该把以下一揽子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并稳步推进，即：严肃财政纪律，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竞争性的汇率（折衷的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第二，应该使得货币、财政、金融、贸易、汇率、投资、政府体制等体制的改革相互配套和兼容，允许试错。“休克疗法”不符合子制度相互配套兼容和制度演化的要求。（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