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ｇｅ

　　世界贫困问题触目惊心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大约有１１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平均贫困线低２８％。这些人构成了世界人口的１７％。他们加在一起占有着不到０．３％的全球产品。

　　考虑汇价等因素，一个富裕国家的普通公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是一个贫困国家公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３００倍。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如果让出其收入的一半，那么他可以使贫困国家中１５０个公民的工资增加一倍。

　　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令人不安。联合国发展项目组织估计，大约有８．３１亿人长期营养不良；１１．９７亿人没有可保障的水资源；２７．４７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１０亿人为遮风避雨之所而奔忙；２０亿人不能充分享有电力带来的光明。大约８．７６亿的成人是文盲，２．５亿５到１４岁之间的儿童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工作——他们的工作条件往往十分恶劣：比如从军、沦为妓女或家奴，从事农业，建筑业和地毯纺织业。

　　由于贫困，他们经常遭受社会排挤，他们无法有力地坚守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们的权利也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最贫困的人总是缺乏有力的工具来反抗或者犒赏政府官员，因而后者就有可能粗暴地统治他们，而更多地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比如说那些可以与官员进行互惠的国内买办或国外的商贾。无论穷人们生活在哪里，他们所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几乎总是得不到保证。

　　全球规则该为不平等负责

　　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尽管全球平均收入处于良好的增长态势，极端贫困依然如此大范围地存在？专家们提供的解释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国家和地方因素上，比如天气，地理，文化，宗教，国家的制度性秩序和政府政策等方面。

　　的确，这些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韩国与尼日利亚。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国家的制度性秩序和政府政策看到它们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但是这些例子并不能掩饰国际因素与极端贫困的大量存在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根除贫困的成败取决于地方和全球两方面的因素。其中构建世界经济的规则尤为重要；这些全球的制度性秩序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它们的公民和企业所获取的机会。而且这些全球的制度性秩序对于重要的国内因素也有间接的影响，会对国家的制度性秩序和政府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

　　比如，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直接影响。尽管总是宣扬自由市场，这些规则却允许富裕的国家通过关税，配额，反倾销，出口信贷以及对国内产品的补贴来保护它们的市场。这些保护性的障碍极大地限制了许多贫困国家的出口机会，尤其是纺织品和农业品。

　　全球的制度性秩序对于世界贫困演变的间接影响可以通过国际资源和寻租特权等表现出来。在现存的全球规则下，一个国家中任何占有有效权力的个人或团体，在国际上被视为有权以该国人民的名义出售国家的资源并进行海外寻租。因为有特权以国家的名义出售或租借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些统治者就能获得财力支付武器和军饷，从而帮助自己保有权力。人民受到的伤害是三重的：他们国家的自然资源失去了，国家债务增加了，暴力统治的力量加大了。

　　现存的全球规则还助长了腐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经常性地接受外国政府的贿赂，协同伤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缩减员工权利，忽视危险的污染，以公共开销的名义购买不必要的物品等等。

　　全球制度性秩序的设计对于全球贫困问题的发展有实质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些规则的改革不是有助于而是有碍于根除贫苦呢？

　　答案是：对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有害的全球规则常常对于富裕国家以及富裕国家的公民相当有利。富裕国家的强大公司从保护性壁垒中获益，并给政治家施压要求保留这些壁垒。所有富裕国家的人都从资源特权中受益，因为他们通过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有效权力的人合法地占用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

　　全球的制度性秩序服务于富裕国家中的富有的公司和个人的利益，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里统治精英的利益，这个事实并不值得惊讶。富裕的国家和他们的公司对于世界规则制定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世界贫困人口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些政府拥有更多的专家，这使得他们可以预见到另一种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就像《经济学家》杂志写道：

　　“贫困国家因为不知如何去做而步履蹒跚。其中许多国家都不知道它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到底签订了什么。这种无知让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世界银行的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ｉｎｇｅｒ和马里兰大学的Ｐｈｉｌｉｐ Ｓｃｈｕｌｅｒ或许愿意实现承诺，以推进贸易程序并建立技术和知识产权标准，而这可能要花费掉最贫困国家一年的发展预算。而且，在贫困国家可以从世界贸易规则中受益的年头里，它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受益……在ＷＴＯ的１３４个成员国里，２９个甚至没有在日内瓦总部设立代表团。更多的都无力向ＷＴＯ提交个案申请。”

　　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而有影响力的人更无意认真考虑贫困人口的需求。无论全球规则随着时间如何被重塑和修改，那些基本的要求依然无法得到满足。

　　中国在反贫困上的成绩与隐忧

　　现在人们常说对不平等的关注已经过时了，真正重要的是贫困问题和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根除贫困。我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看来这自相矛盾。如果贫困和迅速根除贫困是重要的，那么不平等问题也同样重要。因为不平等越严重，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富人可以通过他们优越的谈判力和技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制定全球规则。如果完全不注意不平等，我们将陷入恶性循环：不平等让富人们更有能力按自己的喜好塑造全球规则。接下来，这会使他们对全球规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使这些规则更加倾向于对富人有利的方向。富人越来越能成功地塑造全球规则从而获取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优厚份额，经济增长中留下来用于削减贫困的份额就越来越少。极端贫困的消除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世界里更容易完成，而如果不平等程度很高，那么消除极端贫困从政治上而言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张图表显示了最近的经济增长在人类人口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一个群体开始时的相对起点和它在１１年间真正的获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之间有几近完美的联系。在繁荣的１９９０年代，世界收入在第二百分比等级的人口毫无收益。而收入为中间等级的人口收益纯增加了２０个百分点。而富裕国家的人口获得了最可观的份额：４２％。

　　当然，从人均收入增长中看出中国在最近的全球化里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功。但是在对于中国飞速经济发展的喜悦中掺杂了两个考量因素。第一，大多数增长是由出口驱使的。由于富裕国家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关税，配额，反倾销，出口信贷和国内产品补贴的保护，是否长期可持续值得担忧。

　　其次，在中国内部，如同在世界范围中一般，收益由高收入百分比的人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些人实质上比低收入百分比的人群收益更多。经济不平等在中国飞速增长，要比其他国家速度更快（不论穷国富国，国内不平等都在持续增长）。

　　尽管国内经济不平等快速增长，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的方面卓有成效，这是史无前例的。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１年间，中国低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生存人口已经减少了３１％，也就是９７００万人。而两倍低于贫困线的中国生存人口减少了１９％，也就是１．３７亿人。

　　既然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实质的贫困削减，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的不平等无关紧要：让我们来关心国民收入总值而不必关心持续增长的不平等。如果我们在将来发现不平等的差距非常巨大，我们总是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削减它——也许通过累进税制或者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或其他的什么。

　　我对于这种漠然态度的关注和上述的我对世界范围内不平等问题的关注类似。那些比其他人富有的人更加清楚他们未来的富裕是受社会规则影响的。因此他们会使用影响力来把社会规则设计得更加有利于保护和扩大他们的优势地位。最富有的百分之十的富人与其他人的贫富差距日趋加大，他们的利益也就和其他人的利益日趋分化，而他们对于社会规则设计的影响力也日趋比社会大多数人的要大。出于这个原因，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在正常的政治过程中总是更容易出现而不容易消除。

　　过度贫富分化是动乱的根源

　　有人也许持反对意见，说富人不会因为太希望看到国家不再遭受贫困而去支持未来的改革向着消除贫困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这些改革会削减他们的好处。然而少数几个明智的和爱国的富人也许会这么做，但是这种感情不大可能在他们中间散布开来。财富会影响一个人的认识和情感，让他们对贫困更加轻蔑和麻木，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的财产就等于国家利益。

　　也许还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说政客们会秉持忠诚去追求国家利益，而且会受经济力量的左右。同样的，总还是有一些明智的和爱国的官员。但是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声望对于许多其他官员有影响力，因此官员们负责的对象也就从一般人的利益转变成富人的利益（也许后者被定位为国家的利益）。

　　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比如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十分抵触那些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的结构性改革。就像巴西现在的例子一样，即便是一个工人政党执政的社会也必须配合经济精英，后者可以使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来摧毁国民经济和政府。

　　相对比之下，我们发现在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易于将不平等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在那里一些公民比其他公民富裕，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势力和动机来控制政府以扩大自己的好处。未来中国或许能够停止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但是不能在实质上削减经济不平等。任何经济不平等的增长——过去的２０年间和未来几年中——似乎在政治上是不可逆转的。

　　不平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中都事关重大。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更应该仔细地想想，如何在保持这种发展的同时使得不平等的增长保持在最小化的状态。如果因为这种增长速度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经济不平等，我们就要准备为此作出牺牲。从道德观点看，全球和国家的制度性秩序的成功与否不是靠少数人享有的奢侈来衡量的，而是要看所有人类在这种制度性秩序下是否可以满足基本需求，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师从约翰·罗尔斯。原文为英文，特供本报发表。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田洁翻译。本报有删节。）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