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失败于网络？

　　2005年7月，顾雏军被拘。这似乎给历时一年的“郎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有人说，“挺顾派”遭遇滑铁卢，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的胜利，以“郎咸平旋风”为代表的东风，最终压倒了“主流经济学家”之西风。

　　何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应该是2004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的产物。据说，郎咸平先生曾表示自己就是主流，认为一个人的学术地位要以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确定。但在很多人看来，“主流经济学家”恰恰是郎咸平所批判的“主导中国产权改革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是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是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顾雏军被拘后，杨帆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地位，为改革提供经济学依据，但是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实际成为“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

　　那么，与此相对，“非主流”就被定义为“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他们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杨帆先生认为，“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的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

　　在“非主流”看来，顾雏军是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瓜分派”——的典型代表，现在，这位以特殊方式参与并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论战的企业家，自己打倒了自己，可谓大快人心。于是，继2004年的“郎顾之争”后，“顾雏军事件”再次掀起网上评论热潮，“主流经济学家”再次成为批评、声讨、贬抑的对象。

　　8月，网络传言，顾雏军去年10月在北京举办“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时，一些“挺顾派”学者每人收取了8万元出场费。传言没有得到证实，但在网络评论中，学术界和传媒界投靠权力资本集团、为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提供理论基础和宣传阵地，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并遭到唾骂。

　　这期间，人们很容易感受到“非主流”在道德上的某种优越感，因为网络评论热潮使他们相信，大众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而那些“改革家”已与新自由主义学派合流，形成了自觉的利益集团，走向了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也明确提出，要警惕“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杨帆先生否认自己是“新左派”。他认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

　　无论使用什么称谓，理论界的尖锐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对立双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长期论战。“非主流”人士也承认，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家”明显占据上风，他们理论上秉持新自由主义，非但对“非主流”听而不见，视而不闻，而且置严重的社会后果于不顾，充当着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急先锋，其力量之强大，一些风吹草动根本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但是这一次，很多人认为“非主流”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有人说，借助网络，“非主流”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形成了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纷纷撰写文章，批判市场教条，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机会主义、精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有“非主流”学者认为，网络是天然的低成本的自由与民主，“主流”失败于网络，说明他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出现了一篇文章

　　这场争论有可能使2005年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年。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这场争论的背景既是令人着迷的，也是令人困惑的。因为，还在顾雏军被拘之前，网络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

　　某网站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

　　这篇1万多字的文章，谈了9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

　　这篇文章赞扬了“非主流”的两位学者：“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认为，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等人则认为，中央政府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该文是否出自刘国光教授之手？对此，有人曾表示怀疑。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刘国光在1979年就深入论证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1992年就明确提出用市场方式取代行政计划配置资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深刻认识，在今年3月刚刚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这样一位权威经济学家的文章，为什么要借助网络传播？

　　但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看到刘国光先生的澄清和说明。于是，很多人将此当作一个风向标，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到了空前困境，同时也说明，“非主流”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

　　实际上，在今年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当天，刘国光先生就对外界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他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

　　这位82岁的老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向，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

　　当天，刘国光先生也发表了一些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他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

　　那天的颁奖典礼之后，一位资深记者问一位中国经济学奖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您对刘国光先生今天的讲话有什么评价？

　　这位与刘国光一样“经历了计划与市场反复锤炼”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说：“我作为一个学者，就得实事求是，说真话。对于他（刘国光）的讲话，要全面地理解。比如，他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讲少了，市场经济讲多了。这是一个偏差，怎么办呢？以后多讲社会主义、少讲市场经济行不行？我说不行。为什么？第一，我们的市场经济本身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中央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完善呢？因为改革没到位，需要不断地完善，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断提高市场化程度，你少讲行吗？少讲就不能贯彻中央的决定了；第三，我们要求其它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少讲一点，人家更不承认了。这个不行。”

　　这番话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位学者对记者表示，刘国光先生毕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而自己是评奖委员会的负责人，刚刚给人颁了奖就否定人家的观点，似乎不太好，应该给人留有余地。几个月后，《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流传开来，随后顾雏军被拘。有人不明就里，有人先知先觉，作出了这样那样的推测。而在网络上，“主流经济学家”彻底失势，反思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位经济学家的话，似乎也暂时不好说了。

　　9月初，本报记者访问了一位曾与刘国光先生共事多年的老一代经济学家。那天，10个电话有7个是讲这篇文章。在表达了与那位中国经济学奖负责人类似的观点之后，他感叹道：1979年，人们是把刘国光叫作“刘市场”的啊。

　　“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要害的地方了。”他说。在他看来，“主流”与“非主流”的对立，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左翼与右翼的胶着，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复，正是中国改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缩影。

　　“走到要害的地方”

　　有着27年跨度的中国改革，早已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最初关注的范围。他们目睹了这场史诗般的改革，经历了经济管制的普遍放松，也了解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但是现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关于某一个理论的共同认识，对更长的时间来说往往极不可靠。

　　“非主流”的学者认为，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市场化、民营化和企业改制，带来了大量权力寻租和盗窃公共财产行为，破坏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是产生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根源——如果任凭“主流经济学家”以改革为名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为一小部分人打造权力资本，充当国际资本的附庸，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2005年曾被预定为“改革年”、“改革攻坚年”。但在“非主流”学者看来，这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抗“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调整社会矛盾的基本纲领。

　　最近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为“嫌贫爱富”的吴敬琏先生，一直坚持认为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才是腐败之源，市场化改革才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他曾撰文指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

　　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计划经济才是“权贵”们渗入市场，干预市场，并从中获得腐败寻租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土壤，如果市场经济更纯粹，行政计划就会消灭得更彻底，那么“权贵”们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捞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必定大大减少。

　　人们看到，两位共同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经济学家，对于当前出现的权力资本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有着根本不同的解释——刘国光教授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有关，而吴敬琏教授认为这是市场发育缓慢造成的。吴敬琏因此被指为“迷信市场万能”的代表。

　　“非主流”的批评对象，并不仅仅对准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最近，龙永图表达了“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的观点，也遭遇到严厉诘问：龙永图先生究竟想帮谁的忙？由此，还引发了一番对中国加入WTO的反思。

　　其实，早在3年之前，左大培先生就发给中央电视台一封“警告龙永图”的信，认为中央电视台对龙永图的访谈“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对龙永图“能不能在和这些外国人打交道时维护我和我们中国人民的利益”表示了怀疑。有关媒体近期对龙永图的批评，观点无出其右。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改革的大方向出了问题，有人主张从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甚至不惜将改革创造出的增量也要带回到过去的体制。

　　学术争论也被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层面。有人批判今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说这个《意见》违反宪法。有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搞和平演变。

　　“我们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9月2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当前，有人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对改革形成了干扰。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那么，我们把小平同志放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改革是由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新自由主义吗？”

　　今年2月25日，两会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邀请包括高尚全在内的9位专家学者座谈，听取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当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各副总理、国务委员、各有关部委办的负责人。会上，高尚全提了六点意见，其中一条是：排除干扰，坚持改革。他当时就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据高尚全介绍，在座谈会结束时，温家宝总理说，在像这样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这一点尚全同志是很清楚的。”会议结束，走出会议室，回良玉副总理与高尚全握手，说：“你讲的很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高尚全说，27年来，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前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也曾表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少的，不能否定改革。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 高尚全说，“我们应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用主义扣帽子。”

　　再来一次“巴山轮会议”？

　　2005年9月3日，在各种思想对峙的格局之下，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信达资产公司资助，在北京新世纪饭店举办了纪念巴山轮会议20周年研讨会。部分当年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集到了一起。

　　2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回答。于是，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9月2日至9月7日，由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一次“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会议在长江的“巴山”号游船上召开，故称“巴山轮会议”。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曾任英国政论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等等。中方的参加者，既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也有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

　　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根据与会学者的讨论，特别是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对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后来吴敬琏说过，中方与会者经济学水平的提高，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时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是巴山轮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说，20年来，改革已有了很大推进，但改革到了关键的时期，仍处在攻坚阶段，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举办纪念巴山轮会议20周年研讨会，目的就是温故知新，共同讨论当前的改革形势。

　　“巴山轮会议”时，洪虎是国家体改委的秘书长，是巴山轮的“后勤部长”，20年之后，这位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说：“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有些观点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也正在实践中。有些实际上在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创造，超出了当时有些专家的结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回顾改革走过的历程，对我们认真思考‘十一五’的改革是会有帮助的。”

　　与会的经济学家杨启先则主张换一种“改革攻坚”的思路，即把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这两个先绕开一下，或者先回避一下。他说，不是不改，该改的还要改，但可以先把重点放在要素市场和分配制度这两个方面，因为，这两项改革动力大，而阻力小。

　　在这次纪念性的研讨会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说，马上要开十六届五中全会了，我觉得有必要把2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很好地回顾总结一下。20年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现任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田源则说，“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了，怎样进一步推动改革？现在对中国经济问题又形成了非常不一致的看法，对重大问题乃至改革方向上存在失误的可能性，改革存在倒退的可能”，“但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在政府部门也关注不够。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建议再搞一次巴山轮这样的会议”。

　　田源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呼应。有人指出，研究当前重大的改革问题，要有人牵头组织，要有交锋，才会有深入的研究，否则谈了一年又一年，结果还是谈当年的问题。高尚全也说，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大方向，不过，现在我们太浮躁了，的确需要再召开一次关于改革的深层次理论研讨会，因为我们的改革，需要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见当中取得共识，寻找一个准确的答案。

　　“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见当中取得共识”，这显然有相当的难度。有人担心，“非主流”或者所谓“新左派”，会继续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争取发言权，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力量。但是在目前，又没有哪一方是可以被忽视的对象。

　　不过也应该看到，“非主流”学者也在强调，他们并不是否定我国改革的市场取向，而是指出其本身的缺陷，以便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优势，将这些缺陷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对立双方超越自己的兴趣和好恶，以翔实的材料、数据和广泛深入的分析，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存其是去其非，中国的改革或许可以获得相对顺利的推进。

　　——假如有一场这样的大讨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将不能继续缺席。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