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

　　本报记者郭晋晖发自北京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半期的8倍，中国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无关系。”该所所长苏海南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十一五”规划若要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判断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势？

　　苏海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缓慢；二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增加过快；三是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过大，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前两个问题的形成。

　　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变化是以大幅度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同时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为特征的。也就是财富越来越多地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由此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呈明显扩大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造成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人提出了“国富民弱”是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过分倾向国家。您对此怎么看？

　　苏海南：不好简单这么讲。1994~1995年是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达到了69％，仅过了10年就变成“国富民弱”不太现实。

　　现在的税收偏重可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还得不出“国富民弱”这个结论。我认为，居民群体在国民总收入里分得的份额不算低，问题出在居民分配群体里占有的财富量不均。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提出用“提低调高”的政策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您看来，“提低”和“调高”哪一项更加关键？

　　苏海南：应该说这两项政策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都非常关键，但在当前来看，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可能更加迫切。

　　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最低收入者同其他收入阶层相比较的收入差距的拉大，是总体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可见，低收入者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严重是中国城镇居民中收入分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严重性要高于城镇居民。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最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这也是中央对“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个现象也比较明显：近年来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您了解，政府有没有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这种矛盾？

　　苏海南：根据我们对行业劳动收入差距度的测算结果，行业收入差距的情况同样是趋于恶化的。近年来，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加剧了这种状况。

　　因此，我建议在下一步的工资制度改革中，尽快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必须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调节控制。落实工资增长封顶线的政策，规定这些企业每年平均工资增长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一定范围。有一些工资增长随意性比较大的单位，对它们的工资发放和工资内外收入要进行监督检查，扣发退回，并追究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就我感觉，政府在“提低”这一项上非常重视，而在如何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上似乎没有力度不太。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苏海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均贫富”，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就扼杀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此，不易直接用行政手段去“限高”。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