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节骨眼上，中国未来五年规划将倾向有利于穷人收入的增长，以期把中国带入一个真正太平的盛世。

　　本届领导层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深入，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与世界牵连，而国内的改革攻坚也碰触到了无法回避的体制障碍。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借用中央党校教授的话，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称为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和一个新的开始。

　　有人认为，未来的五年将是“一场民生的盛宴”。这场民生的盛宴，必须防止它成为少数人的饕餮大餐。然而，对一纸规划寄予过高的厚望，未免过于乐观。君不见多少年过去，几百个中央文件管不住公款吃喝这张越来越大的嘴；君不见中央文件在一些地方公然成禁书，甚至被警察查抄。单靠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力量，不赋予普通公民自下而上的足够权利，要想真正实践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的“穷人经济学”、“穷人社会学”何其难也！

　　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穷人的贫困，不是因为能力和动力的贫困，而是因为权利的贫困；他们的利益被剥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权利的被剥夺。高不可攀的医疗和教育费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拆迁和征地，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对多数的剥夺，最终结果必然造成社会“多数的贫穷”，并终至社会不稳定。

　　以征地为例，仅举《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最近在《财经时报》上撰文提到的事例为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韩俊领导的课题组最近做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等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而从近两年的投诉、上访案例看，即使是与土地溢价悬殊巨大的征地补偿款，农民最后也不一定能拿到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教授算了一笔账：从“一五”开始，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30万亿元贡献之外，农民在土地的收益上又为城市化贡献将近30万亿元。上月中旬，河北定州、甘肃张掖先后传来被征地农民遭到大规模围殴、甚至致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对农民土地权益已经不再是剥夺，而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

　　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热潮中，农民再次成为被剥夺者，近4000万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根本的问题不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土地制度。就在土地要素迅速市场化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悬置起来的土地产权问题始终被绕开了。对此现象，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一针见血地概括为“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农民之所以在征地过程中退无可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经济权利（土地产权）、社会权利（失业保障）、民主政治权利（决定官员命运）的全面缺席。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除有相关机关、组织参与外，还出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身影。据中国新闻网10月11日报道，为“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的公民达412万，这些意见被充分吸纳到规划的编制之中。这开创了中国规划史上的先河。

　　这种广义民主效果未必最佳，然而问道于民、还权于民的姿态已显。

　　胡锦涛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就“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发表专论。文章称,中国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9月初，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载文称：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虽然民主和法治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它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进行相对独立的操作：

　　法治层面，以人类普适价值观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指导人权保障和国家运行框架的立法设计。通过立法，确立公民权利保障和利益博弈的最基本准则和国家制度框架，比如完善产权制度，确保公民完整的不受侵犯的土地和房屋产权；确保公民的言论和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权利；确立应该在哪一级政府进行民主直选；确立权力制衡特别是公民权利制衡公共权力及司法独立的框架和制约形式；从根本上否定部门立法，并充分保障普通公民启动立法和司法审查的程序等等。这个层面，将是伟大的高层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施展雄才大略的巨大空间。无论古今中外，该领域本质上都是精英们纵横驰骋的疆场，而不是大众放马南山的领地。这是一个利见当代、功在千秋、名垂青史的疆场。让•莫奈在《欧洲联盟》中说：“人终有一死，我们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能传承个人的经历，因为它将随我们而去，我们能够留下的只是制度。”这将是对驰骋其中的高层精英们的最高奖赏和最好注脚。

　　另一个层面是直接的民主博弈的层面。这个层面，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在上述良法的框架内短兵相接进行利益协调的层面，它必须以法治为底线和准则。它的基本面就是民众和基层政治精英的博弈。在这个层面上的当前主要工作，我认为晏阳初先生在1920年代的判断至今适用。他说：“农民对谁当部长谁当省长不太关心，他真正关心的是谁当这个县的县长”，“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改造成为实施人民教育、人民生计、卫生保健和自治的机关。”在社会上层人士和政府高官们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很大成功。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启发，意义深远。今天，县以下政权直接牵涉十亿民生，县以下也是社会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今日中国，应该在启动“缩省、废市、强县、撤乡”的行政区划改革同时，启动县级直选，既合民望，也适应时代的迫切要求。而在县以上，则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间接选举。这样，精英政治和大众民主各得其所，各尽其力，互相促进。

　　历史一再证明，所有的挑战都和机遇并存，往往挑战越严峻，机遇也越大；但与时同时，挑战越严峻，机遇也越是一闪而过，越容易丧失。毛泽东当年面对“万里冰封”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此等情境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