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吴敬琏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传播同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政府改革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吴敬琏再论经济增长转型

　　离研讨会开始还有一刻钟。75岁的吴敬琏走到会场一侧的投影仪前，不断校正，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展示效果。

　　自从去年夏天中国经济学界就“中国正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展开空前激烈的大论争(见附文)以来，作为反方的领军人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以及发表的文章几乎全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这天也不例外。9月28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召开的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是第一个演讲者，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重工业及化工产业的发展》。

　　尽管当天的研讨会规模不大，而且与会的近20名专家中有一半来自日本和美国，吴敬琏仍然非常重视。

　　半小时的演讲里，吴论证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益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增长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过去靠资金和资源高投入的外向型增长。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建立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从为自己带来权力和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退出，让位于市场。

　　一年多来，吴敬琏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传上述观点，如此“布道”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道士。然而这位银发长者一边说，一边却发现，旧增长模式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似乎正在得到强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或将要把快速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押在了产值大、利税高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上。

　　地方政府的这种选择得到了部分学者的理论支持，那就是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且这个阶段不可逾越。而吴则认为，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刻不容缓，而且应当成为“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指导方针。

　　吴积极参与辩论。当他的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后，他一一回应。然而令他无奈的是，之后就鲜有人接他的招了。所以他希望有辩论，更热烈的辩论。

　　“现在关于中国重化工业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深度和高度。”吴在会议间隙急切地对记者说。他甚至建议本报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吴近期在《财经》杂志上开设专栏，连续阐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在最新一期(10月3日)的专栏中，他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传统增长模式是与行政计划体制相联系的；而新增长模式，则需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

　　在9月份出版的由他本人和法学领军人物江平共同主编的《洪范评论》中，吴的一篇长达70页的论文《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被放在了封面推介的第一篇。

　　8月份，在无锡市举行的“改善民间商会治理及法律环境研讨会”上，吴敬琏仍然不忘把商会建设放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的大框架中阐述。他指出，民间商会的发展，就像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样，要建立在良好的法治框架基础之上，而中国现在的法治“只是政府在提供法律服务，这离完善的法制距离还很远。因此，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这篇讲话被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第一篇。

　　同月，吴还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长篇专访，再次和他的主要对手、也是他的学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李佐军博士论战。论战内容即为该刊8月20日当期的封面故事：《中国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访吴敬琏、林毅夫、李佐军》。

　　而这仅仅是在过去两个月里吴敬琏在公开场合就同一个问题“布道”中的一部分。

　　关键在政府改革

　　巧合的是，就在吴敬琏清华演讲的当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5-2006)》，为吴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在这个11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竞争力排名比去年下降了3位至第49名。而印度则上升5位，排名第50，紧随中国之后。

　　世界经济论坛对竞争力的定义是，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要素、政策和体制的集合，核心词是“生产力”。

　　而量化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就是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引入的“增长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又分3个分指数，即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公共体制指数，以及技术指数。

　　综合排名第49的中国在宏观经济一项中排第33名，而在后两项中得分相对落后，分别排第56名和64名。事实上，后两项指标的落后从某种程度上又是互为因果，即科技和创新是中国竞争力的短板，而原因则是中国的公共体制不利于科技应用和创新。

　　根据GCI评价体系，在考察一个国家公共体制的时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也是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它们是：

　　政府和私营经济是否是一种“保持距离型”关系，还是政府有所偏好？司法体系能否合理、快捷、透明且低成本地解决纠纷？税收收入是返还到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上，还是浪费在没有效益的项目上，或者更糟糕的是，大多数税款是否被挪用？监管是否因为多余的官僚科层而降低了效率，因而影响了竞争力，提高了交易和经营成本？吸收新技术创新的效率有多高？政府是否持续关注改善国家的教育体系？知识产权和相关机构在国家的体制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

　　在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还有一个指标也令人关注，那就是“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商业竞争指数(BCI)。在这项排名中，中国排第57名，而印度排名第31。

　　在波特看来，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发展要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竞争优势并不相同。比如对处在要素驱动阶段的低收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低成本的劳动力和未加工的天然资源。

　　按波特的体系，中国现在属于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一阶段的关键是要保持生产的高效，并向创新驱动型发展阶段转型。

　　而这些分析与吴敬琏的观点不谋而合。

　　事实上，1995年中国政府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就首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0年下来，效果不彰。

　　“这是因为我们还在沿用老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吴敬琏这样分析。

　　这种制度安排包括GDP是党政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掌握了土地、贷款等大量要素资源，导致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现行的财政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发展产值大、利税高的加工业和重化工业等等。

　　10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十一五规划。据悉，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关键词之一。

　　在这次重要会议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场合，吴敬琏在9月28日的研讨会上不忘提醒大家，目标有了，关键是要有措施，要落实。

　　“现在关键的关键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改革。”吴敬琏说。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