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是人类的古老梦想。从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柏拉图开始，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描述自己的理想国，目不识丁的百姓通过民间故事传承自己的社会梦想。尽管思想的源流错综复杂，但交汇到一点，便是对社会公正的普遍认同。然而，在历史上，社会公正并没有统一涵义。古代先贤的理想国几乎都包含了对社会等级分野的认可，而大众心理也未能摆脱依附思想，于是，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强权对弱者实行控制的状态。尽管古代也有开明的政治家，他们也会运用权力对穷人实行救助，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社会难有公正可言。

　　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转变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实践，是从18世纪开始的、被冠名为“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理想和古代美好社会理想的显著区别，是前者有了现代分工系统的支持，生产效率得以空前提高。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对这种分工系统给予过热情讴歌。然而，分工系统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相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分工是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竞争的结果，分工把工人变为片面的人。马克思的理想是要把人变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精义所在。有数不清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给社会主义下过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几乎是无差异的：社会主义应该在政治上保持民主，在经济上实现公平分配。

　　然而，社会主义不是上帝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实践者面前没有一条先验的正确道路。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争论的焦点是分配的变革究竟应该发生在生产环节，还是应该发生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选择前一条道路，就要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竞争，实现资本的国家化，并有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选择后一条道路则承认了生产环节上私人资本的地位，而在再分配环节上体现富裕者对穷人的救助，在公共领域体现人与人之间权利上的均等。前一条道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作对立的东西，后一条道路则把它们看作统一的东西。

　　社会变革的前景，少数智者可能洞若观火，而真正说服大众的东西是变革的后果。幸运者避开了泥淖，不幸者曾陷入其中。一些国家用暴力手段消灭了私人资本，取消了市场竞争，同时也与集权控制和低效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社会变革却悄然前行，生产环节上私人资本主导下的合理竞争受到保护，由此产生了再分配环节上的财富源泉，使国家有能力给穷人以帮助。竞争导致社会的多元化，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得以中立和公正，公共权力行使的中立和公正构成社会公正的前提。在这风云变幻的世界上，制度竞争的此消彼长原本不是一两个政治领袖价值观改变的后果，一切都自有逻辑，只是这种逻辑在人们付出沉重代价后才能有所领悟。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经历了一段曲折。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但曲折有多长却跟政治家的智慧相关。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脉最终被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扣住了，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市场经济。这个看似平淡的思想一经提出，中国社会精英似乎豁然开朗。这个变化没有使中国的新型社会主义一蹴而就，但思想开放和理性张扬之门就此打开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开始认真思索社会主义运动这样宏大的历史主题，各种思想枷锁被逐渐打破，一套全新的社会主义理念提到了全党的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的最新施政纲领，而“和谐”的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这个政纲，表明执政党在思想上走向成熟，而人们有理由期盼这个纲领能够真正主宰未来的中国改革。

　　回顾对社会主义运动认识的飞跃，也许最值得赞许的是刷新了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效率可言，就没有财富的巨大增长，也就没有财富通过国家向穷人的转移，从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甚至市场经济本身也不只是手段，它所蕴涵的公平性可以是社会价值的一种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更市场经济，才可能更社会主义。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国家对平等公正的勉力维护，强者无所忌惮而弱者只能无告，社会就会分裂，和谐将无从谈起，而市场将变成冒险家和赌徒的乐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更社会主义，才更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不仅可以共存，而且本来应该相辅相成，这个为最近两百年来的人类行程充分印证了的历史铁律，在当下中国尤具警示意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止境，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见交锋也没有止境。一切心存良知与理性的人所要摈弃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和极端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进程，尤其是因为计划体制存量的掣肘，失误和遗憾———包括现在饱受非议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等———在所难免。如果把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不完整造成的后果看作市场经济改革的后果，主张或变相主张回到旧体制，就可能走向极端的浪漫主义。如果只相信市场竞争，不相信社会主义，放弃对劳资关系的合理调节，放弃通过公民权利的均等来保障致富机会的相对均等，更放弃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对穷人的救助，就不免走向极端的保守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将毁坏改革的大业，显然是不足取的。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时期”。有关国家的发展轨迹提示：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中国面临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今天的选择，历史不会允许再犯错误。当此关键之际，中共十六大五中全会公报昭告的旨趣———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应属正当其时。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