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财经高官纵然集体来华“施压”，恐也将无功而返，因为——

　　这几天，有关中国的两个“之最”引人注目。

　　一是根据不久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贸易顺差超过600亿美元，是我国外贸历史上任何一年的顺差“之最”。而今年全年的顺差，预计将达到空前的1000亿美元。

　　二是短时间内接待来访美国财经高官数量“之最”——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鲁本·杰弗里三世、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蒂姆·亚当斯、本月3日刚刚就任的财政部常驻中国财经事务专员戴维·洛文杰，还有贸易代表办公室纺织品谈判代表斯普纳率领的、参加中美第六轮纺织品磋商的美方代表团……

　　“中国大概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里，接待过如此众多的美国政府财经部门重量级人物。”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说。

　　等待这些美国高官的，是15至16日在香河举行的第七届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6至17日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以及已于12日开始的中美纺织品第六轮磋商。

　　此间观察家认为，实际上这些美国高官的醉翁之意仍是汇率，他们最为关注的无疑是他们所认为的“货币操纵”下的人民币汇率所带来的中国巨额贸易顺差。

　　统计显示，我国今年1至8月累计出口4763亿美元，同比增长32.2%；进口4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5.0%；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08亿美元。1994年至2004年，我国连续11年贸易顺差，最高纪录是1998年的434.75亿美元，其次依次是1997年的404.22亿美元、2004年的320.97亿美元、2002年的304.26亿美元。

　　梅新育表示：“如果今年6至8月期间月度贸易顺差100亿美元左右的态势能够延续，全年贸易顺差可望超过1000亿美元，比此前的年度贸易顺差最高纪录翻一番以上。”

　　根据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美国财经高官们此次中国之行，除了继续中美纺织品磋商外，其目的可归纳为3个方面：

　　第一，搜集相关信息，拟定报告，决定是否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以获取不正当贸易优势的国家行列。此前，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曾宣布，原定本月15日公布的是否将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名单的有关报告将延后至11月公布；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则声称，斯诺此次从中国得到的承诺将决定美国是否将中国纳入货币操纵国。

　　第二，亚当斯说，“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亚当斯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在这种发展中所能起到重要作用”。

　　“从第一项议题可以看出，美方实在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平等与中国磋商，还未把自己看成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梅新育评论说，“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对话、协调中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在久拖不决的纺织品争端中，还是在汇率议题上，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尽管今年至今的贸易顺差绝对数额高，但相对规模并不算惊人。梅新育用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今年1至8月为6.8%，虽远高于去年全年2.8%的水平，但在1990至2004年的15年中，有4年贸易顺差相对规模超过了今年1至8月，分别是1990年（7.6%）、1997年（12.4%）、1998年（13.4%）、1999年（8.1%），今年的这项指标仅仅相当于历史最高纪录的一半而已。

　　“最重要的是，这笔顺差的来源并不是什么“货币操纵”，而是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走势与主要贸易伙伴不同步。”梅新育强调说。

　　他分析认为，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虽然可望保持在9%以上，超过此前的普遍预期，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上升态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期，甚至日本也出现了强有力的自主性增长势头。正因为国内经济降温，内需不振，进口需求萎靡，出口增幅则因货物纷纷转向海外市场而迅速提升，两项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尤其是就美国而言，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不审视自身问题而一味苛责中国‘货币操纵’，实属缘木求鱼。”梅新育说。

　　事实上，在汇率议题上，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中国和美国都有必要遵循基金组织规定的成员国义务，用以约束中美两国相互之间在货币事务上关系的规则只能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其衍生规则，而不可能是哪一个国家单方面制定的国内法。

　　梅新育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国内某些势力对中国汇率安排提出的要求必定会对中国基本经济金融条件制造反常的混乱，翻遍《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我们找不出一项条款授权美国可以自行立法认定‘货币操纵国’并对其加以制裁的。”

　　而对于美国有人就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梅新育更是断然否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合适的汇率安排，我们固然要看到一些投机者在竭力炒作人民币汇率过度低估的题材，同时也要看到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利差正在日益拉大，而这种利差是抑制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当主要以美国为基地的高杠杆机构投资者操纵各国市场牟取暴利的时候，他们的母国为此指责别国操纵货币只能让别人感到他们的虚伪。”

　　作为美国政府财务主管部门，美国财政部似乎还应考虑，既然美国贸易赤字不可避免，那么哪个国家的赤字对美国最有利？答案显然应该是有最强烈倾向将所获美元资金投放美国公债和高等级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而在所有地区中，东亚这样做的倾向最为强烈；在东亚经济体中，中国这样做的倾向属于最强烈者之一。

　　“如果美元资金正常回流美国市场的渠道被贸易和汇率之争打乱，不知这对于美国利益何在？”梅新育反问。

　　当然，美方设定的议题并非全无道理。梅新育说，至少第二项议题“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颇为合理。

　　“问题是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中国确实需要确立‘内需为本’的原则，但我国内需增长相对疲软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尽管我国政策已经开始向促进缓解这一失衡的方向努力，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美方指望一蹴而就必然要落空。”梅新育说。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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