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日，与不少朋友言及十六届五中全会时，我颇有“自作多情”的困惑感——大家伙似乎对全会要讨论的议题缺乏兴趣，有些个压根就不知道国庆长假后有个五中全会。到本周二，五中全会已经落幕，估计芸芸众生对全会内容也不会广为关注。

　　我不好断言保险报读者是否关注五中全会的内容，但凭经验判断，估摸着把它当成事儿的也多不到哪里去。

　　小时候，文革时代，“最高统帅”发表个什么“最高指示”，咱百姓也得被人从被窝里“取”出来，半夜三更上街“欢呼”一番（那会儿我正上初中）。那年月，没人敢怠慢了这等荒唐事，因为“最高统帅”的事被强调成“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谁怠慢就是不“忠”，就是政治立场问题，那可是“上纲上线”——要触霉头的事。今个儿怎么了，百姓咋就纷纷信奉“政治虚无主义”不是？

　　从荒诞年代“劫后余生”，并不是说人们就该对政治事不关已，政治本身就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日，人们对政治如此冷漠，并不是商业社会和拜金主义对人们感官的侵蚀所致，而是中国社会数十年“泛政治化”造成的“条件反射”。这是值得今天的政治精英集团很好反思和“警戒”的。

　　“内冷外热”——海外的媒体，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媒体却对五中全会予以了“盛况空前”的关注，说国际舆论“热情过头”也不过分。反差何以如此强烈？照我说，在于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走向在当代国际政治大格局中是个“大政治”。在西方，这样的政治意识正日趋强烈。

　　事实的确如此。五中全会说是讨论“十一五规划”（请注意：“规划”取代了以往的“计划”），其实远非如此。就算局限于“规划”吧，它的本质内容是如何化解与发展相伴随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关注中国的各国舆论都在问：下一个五年，中国能确保“可持续”么？

　　不是自吹，我自信是个信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平头百姓，我以为，当下中国的“尖锐矛盾”可不是危言耸听的“形容词”：

　　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政治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信心与诚信问题、爱滋病与公共卫生问题等堪称“十大危机”问题。

　　失调、失衡、失业、失秩、失续是社会发展中显见且可怕的“五失”现象。

　　高投入低产出、高出口低内销、高外汇储备和低效益、高收入而低福利（“高收入”指政府税收连年高位增长）——“四高四低”现象越演越烈。

　　至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法制的现状，至于“独轮”驱动的改革一路“摇摇晃晃”，不说也罢。

　　五中全会的内容，就是试图在下一个五年里，“有限”化解如上所说的“十大危机”、“五失”现象和“四高四低”（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该另当别论）。若这些个火烧眉毛的事解决不好，中国的“不可持续”就会得到应验。真到那一天，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无权的，富的穷的，统统受连累，谁也别想置身度外、独善其身。

　　我曾多次在专栏文章中强调，保险报的大多数读者朋友如今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但别忘了，一旦“大日子”有“麻烦”，“小日子”就得受“牵连”，因此，谁都应该在个人的“生活生产”空间里关注国家政治。不管怎么地，如今的政治毕竟已不同于荒诞年代的“荒诞政治”不是？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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