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2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19%。昨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 (10月16日《北京晨报》)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亦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比率,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都在高教毛入学率增长问题上明争暗赛。据媒体报道,上海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5%,居全国之首,北京与天津也超过了50%,如今各地又开始制订自己的目标———江苏要在2010年高教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不,教育部也就毛入学率提出了2020年的宏伟目标。
制订超前规划教育目标的利弊暂且不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高教毛入学率不是一个孤立体,如果没有经济、法治、社会保障等综合条件跟进的话,其推进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甚至南辕北辙。特别在各地盲目攀比的氛围中,靠行政力量的推动,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弄虚作假的泛滥,另一方面,其隐性成本很可能会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蒙受灾难。
众所周知的一项隐性成本是:不顾公共财政现状的“大跃进”造成的教育不公。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公共教育经费也不充足,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或许尚能支撑,贫困地区只有捉襟见肘。硬着头皮的盲目攀比中,只能使既有的教育不公雪上加霜。
毛入学率增长的隐性成本还有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化。在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上,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宽进严出”制度,这样便保证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质化的同步。同时,一条完善的产学研机制,能使高教与社会自然完成衔接。而我国目前通过扩招的方式在学习发达国家“宽进”的同时,而忽略了“严出”,这必然导致高教质量的下降。
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是比较难以计量的,所以还没有被教育部门及监管机构重视。一方面,毛入学率增长背后隐性成本的承担者是学生,是社会,而不是教育及管理部门;另一方面,毛入学率的高低代表着行政部门的政绩,它们能从中获益却无须承担成本。
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追逐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级教育部门的浮躁。瑞士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的国家,但却是人均GNP最高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85年就达到54.3%,但人们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却相形见绌。可见,高等教育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摒弃玩“数字游戏”的陋习,从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资源、消除教育不公、防止教育寻租等方面入手。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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