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毕竟变了：中国不是日本，人民币也不同于日元。

　　在“广场协议（PlazaAccord）”20周年之际，中国财长金人庆和央行行长周小川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财长斯诺在会前重申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老调，但包括斯诺在内的各国财金高官其实也明白，人民币汇率并非说了算，何况在汇率改革基本方向上，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选择必须得到肯定。

　　温家宝总理日前重申，中国将从自身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出发，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就是说，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更富有弹性，但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巩固汇改成果，做好配套工作，确保新的汇率机制顺利运行。而上个月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声明也曾指出，货币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点，汇率过度和无序浮动对经济增长有害。

　　可以说，在面对与20年前日本近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情形时，中国通过更积极而负责任的立场表态，更理性而主动的政策协调，正在有效地化解促使人民币异常升值的外来压力，人民币汇率因此完全可能避免日元当年的命运。

　　当然，涉及面极为复杂的人民币汇改，不过刚刚迈出了关键一步。要真正让人民币汇改顺利进行下去，还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为此，我们需要充分借鉴日本当年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教训，积极引导人民币汇率趋于良性波动。

　　在最近30年，日本先后经历的三次经济震荡可谓影响深远。如果说1973年石油危机，是日本结构性资源缺失导致的必然后果；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则是美、英、德、法四国重压之下日元的主动大幅升值；这两次震荡之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也就顺理成章。承前启后“广场协议”，因此成为日本战后经济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和贸易收支盈余国，形势一片大好。但相应的，日美、日欧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加剧，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形相似。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快速升值，兑美元汇率在1985年9月是240∶1，年底突破200∶1，1987年初破150∶1，1988年初逼近120∶1，在不到两年半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整整升值一倍！

　　按常理，日元升值会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伴随日元大幅升值，日本贸易顺差反而继续增长，1987年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此后10年日本均保持了这一水平。究其原因，首推日本当年的产品出口策略。虽然也走低价路线，但日本一直比较强调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的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产品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反而可以获得更多外汇收入。同时日本开始扩大海外投资，比如，充分利用亚洲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把制造业转向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新兴经济体；更厉害的则是直接在出口对象国生产、销售产品，比如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本汽公司就开始在美国设厂，以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壁垒限制。

　　于是我们看到，“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并未立即损害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日本商人反而开始利用日元的持续坚挺，不断进行全球扩张，同时在日本国内，政府因担心出现“日元升值萧条”，从1985年起，日本央行两年里连续5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5%降至2.5%；大量政策性贷款开始出现，公共投资规模持续放大，经济增长景气再度令世界瞩目。

　　但问题终于也随之而来。突然增加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领域完全吸收，大量闲置资金开始涌向股市、房地产、收藏等领域，日元虚拟资产越来越多，投机暴利又吸引更多资金涌入，泡沫经济由此迅速放大。到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已相当于5年前的3.68倍；日本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也比1985年上涨了约90％，泡沫越来越大，离破裂就不远了。

　　20年后来看，“广场协议”无疑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而这种利用货币强势而内外扩张的政策转变，最终成为日本泡沫经济膨胀并破裂的起点。当然，升值也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一度与德国马克联手，形成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有力挤压。

　　同时，日本还利用日元升值，在海外大量购置资产和建立生产基地，更使日本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具体到每个日本人，好处也非常明显，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87年竟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虽然仍居美国之后，但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已经远远把别人抛下了。

　　不过，如今面对日本迄今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面对中国或有异同的国内外情况，我们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更应当深刻认识20年前的“广场协议”及其后续影响。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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