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强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要求“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

　　显而易见，就“矛盾凸现期”日益尖锐的诸多问题而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失衡是直接成因。化解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有力举措，首先遏制差距进一步扩大，促进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速度进步，进而逐步实现国内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建议》所框定的公共资源与政策供应倾斜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逐步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受益者不仅是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上海及长三角等相对发达地区和公众同样是受益者，不同的不过是方式而已。依据国际通用的发展指标衡量，中国区域不平衡问题已经超出了警戒线。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个结论是：上海市的发展水平相当于欧洲国家葡萄牙，而西部某省则相当于非洲的落后国家。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如此大反差的状况肯定是需要改进的。例如，于人群之间，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密集地汇聚着数千万农民工，由于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他们留在老家的孩子形成了总数超过2000万的“留守儿童”群落———对劳动力输入地而言，这一社会问题的直接影响眼下尚未显现，但长期冲击无法忽视。

　　公众清醒认识解决发展差距迫切性有利于达成公有资源倾斜性安排的共识。我们认为，《建议》规定了今后公有资源安排原则精神，但它需要具体地落实到“十一五”规划相关事项的制定之中。《建议》原则精神是否落到实处，关键又要看是否对政府财政支出作出重大改变。具体而言就是，在过去年度财政支出上，用于最终转化为国有企业资产的项目投资资金多达数千亿元，占有较大比例。只有对它们进行大幅压缩，转而用于农村农业、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及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方体现了《建议》精神。

　　首先以既有税收支付化解发展失衡成本，将得到相对发达地区及人群拥护。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以支撑公共品为边界。《建议》提出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如对一些行业、项目非投资不可，也应该通过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取得融资，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的传统做法本身需要加以改革。即使是政府为投资主体在欠发达地区投资项目，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看，负效应也是大于总效应的。政府项目投资通常存在与民争利，最终落后地区的发展有赖市场主体的发育、壮大。而加大在基础教育等社会事业上直接投入，帮助农村人口提高能力，已是世界范围有效解决发展问题的经验。

　　让更多财政资金直接注入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同时，还需要对国债资金做出类似安排。至今，主要由相对发达地区公众购买的国债高比例用于项目投资，财政政策在国债资金投向的安排上同样应做出向西部和农村倾斜调整。

　　政府资金直接投入在前，并通过贴补投资回报率低于社会投资平均回报率部分的方式，调动其他社会资源配置，多管齐下，长此以往，有望收获“溢出效应”。

　　以“改革促发展”系中国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的整体趋势。化解发展失衡首先属于一个改革课题。近日世界银行新任行长沃尔福威茨访华，有外国记者问及中国已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宇宙飞船，拥有外汇储备超过7000亿美元，为什么世界银行要继续帮助中国呢？沃尔福威茨回答：中国至今尚有15亿人没有脱贫。发展不平衡系中国的现实，解决问题自然还要靠中国人自己！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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