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来五年的战略重点---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述评之一

　　人民政协报 记者 任一龙

　　经济增长方式十年无力的转变

　　一个中国家庭抚养着3个儿子：老大叫农业，很早就挑起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地工作以贴补家用；老二工业被当成光宗耀祖的希望，但现他在人们眼是饭量很大，干活不多，甚至点好吃懒作；三儿子还很小，叫服务业，最调皮捣蛋最不成器却被寄予了最高的期望。

　　看看这个家庭的去年帐单——与1990年相比，2004年全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45％，然而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依旧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尽管，这一年中国原油、原煤、电力、铁矿石、钢材、铜、水泥的消耗量分别达全世界消耗量的8%、31%、10%、30%、30%、20%和40%——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的４％——但综合能源消耗却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显然，三个儿子赚钱养家的方法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最经济的——吃的甚至有点肥胖，可收入却不多，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三个孩子变得更健康、勤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更生开始接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说法就是在十多年前“九五计划”中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们当时把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对比。十年过去了徐更生说，当时的差距很大，但总体来看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则说：“进入新世纪，我国能源消耗系数大于1，表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发展了。” 在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增长方式转变依然不尽如人意，粗放的、低端的、雷同的产业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却屡禁难止。这一现象不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就是领改革开放之先的东部沿海也同样存在。前不久，“长三角”经济首次出现的整体增速“滑落”为人们敲响了警钟：靠拼土地、拼劳力、拼投资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再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更是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总结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何开源节流，改善收入情况，让这个家庭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已经成了中国刻不容缓的共识与行动。

　　转变难在那里？

　　以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军工企业为标志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今天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问题是能否实现复兴中国之梦的关键。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而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转变那些经济活动中效益差、效果差、效率低的环节为效益好、效果好、效率高。对于企业而言，效益好、效果好和效率高应该他们发自内心的实际行动，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十年而变化不大？症结在那里？

　　吴敬琏委员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央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其中体制转变是关键。但“十五”计划却有了问题，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问题是由谁来调整，向什么方向调整。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

　　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ＧＤＰ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则指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而现实情况是现在的调整经济结构，与我们的吏治有关系。地方官就是两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你就升不了官。只要干部考核的标准不变，仍然以ＧＤＰ为第一指标，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 同吴敬琏一样，徐更生认为粗放式增长是转型经济树上的一枚果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转变，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严重偏低。资源的价格低，地价低，水价低，能源包括电价低。

　　一方面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他以中国电信资费举例：从美国打到中国来的电话费0.2美分，不到0.15元人民币，而现在北京市内电话每分钟0.11元人民币，国内IP长途每分钟也比美国打到中国贵—一分钟0.3元。而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拥有过大的土地和贷款等资源配置权力，为了吸引投资，扭曲了了土地、能源、税收的价格因素，在GDP大棒的指挥下，大上、快上项目,因而不大会考虑是否粗放式的增长模式。

　　显然，现行的以GDP为指挥棒的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扭曲的政府资源价格、无序的行业市场准入和无力的行业标准以及随处可见的浪费现象，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

　　改革单纯以GDP的官员考核标准是解决问题关键

　　针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乌杰委员指出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我们缺乏改革的总体设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用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已不太起作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没有对好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的动力，同时中央政府也没有除GDP之外考核经济增长质量的制度。实际上只要政府加强引导，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提高企业利润的方法——而现在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很大的。

　　政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张卓元委员认为必须深化财税、价格改革，同时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

　　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探寻经济增长方式背后的主导因素，我们发现科技进步虽然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改革政府官员考核标准、转变经济体制则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釜底抽薪”之策。用徐更生委员的话说，就是良好的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如果把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企业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政府应该看护好河道两边大堤，保证经济河流的畅通，检查违法的轮船，清理河道中的淤泥、杂草，不要去贪污修河堤的款项——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价格信号在起作用，要素可以在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在企业对效益的追逐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会自然消失。

　　小资料：

　　有数据可佐证：2004年对国内500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90个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119个城市超过三级标准，50个城市的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50%，部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不到标准。

　　未来十五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十四点六亿、经济总量将翻两番，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四至五倍，污染物的构成日益复杂，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

　　现在，我国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的排序都非常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55位以后，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80位以后。矿产资源保障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我国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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