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又开始不断地向公众重提农村市场的重要性，他把拥有九亿人口的农村看作目前亟待释放的最大一块消费市场，并希望通过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农村购买力、财政资金倾斜等方式拉动内需，从而帮中国经济远离正在走近的通货紧缩。（8月3日，北京晨报）

　　五年前我国经济出现通缩迹象时，林毅夫就主张来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核心思想即为通过改进农村基础设施等，来释放农民的潜在购买力。五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名词，同样的思想，在媒体传播中奕奕发光。笔者倒不是反对其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议，只是觉得其“旧瓶装新酒”的作法有“应景”的嫌疑。笔者认为，对于农村市场，应“跳出经济看内需”，以民主建设作为“新农村运动”的引擎与核心，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村活力，也好让经济学家们不再煞费苦心地一而再地主张着大同小异的运动思潮。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其实制度的原生功能，便是“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所以，林教授两次“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建议能否行得通的关键，便在于他提出各项政策建议是否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氛围，或说是否形成了经济秩序的良性竞合关系。我想上个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能给我们不少启发。

　　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现在的我国与那个时候的韩国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也搞了一场旨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缩小贫富差距的“新村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缜密的组织体系，农民们在被称为“新村领袖”们的带领下，分阶段、分项目的层层推进这一运动，最后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与收效。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韩国这次“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这次运动在一个民主框架内进行，基层腐败不复存在，农民呼声得到尊重，“话语权”有了，积极性自然高涨。

　　将视线收回到国内，虽然“三农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各级政府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与操作过程中，却习惯了拿经济手段做牵引。事实上，农村的兴起，在于民心的走向。如果农村民主建设领域一片荒芜，如果农民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单薄，相反一些乡村政府部门飞扬跋扈的恶习大行其道，那么即使再多的政策向农村倾斜，再多的资金向农村划拨，也不过等于给了“一小部分人”以敛财的契机，广大农民对“农村建设运动”没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没有一个良性与长远的心理预期，再猛烈再长时间运动风暴的真实收效也无异于一场短暂的“毛毛雨”。

　　有记者问林毅夫其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角是谁时，镜头前的他脱口而出“政府”二字。浩大的农村扩大内需“战役”诚然需要政府做“策划师”和“领头将”，但是唱响这场战役的真正的主角却应是九亿农民，而这场战役的成败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攻克长期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乏力这一“役外堡垒”。如果各级职能部门有响应林毅夫教授“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意向，那么笔者建议其首先从健全农村听证制度、申诉制度、劳动仲裁制度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角度，及消除基层政策话语霸权和权力寻租的角度入手，因为只有“主内”的社会制度“健康发育”了，“安外”的经济政策与措施才有张力与活力。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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