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全年最终的数据是800亿美元、900亿美元还是1000亿美元，我国今年贸易顺差绝对额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已成定局。

　　对于绝大多数仍然苦于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顺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即使对于我国自己，倘若在10多年前，贸易顺差也令人欣喜；但在全球框架下考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实在不值得追求，本质上不过是双重宏观失衡的表现而已。

　　第一重失衡是全球性的“储蓄－投资失衡”。上世纪70年代前期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发达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度锐减，随后相对稳定，90年代后期至今再度下滑，于2002年达到历史最低点，近两年方才略为反弹。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全球储蓄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从70年代的85％下降到目前的70％。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储蓄率在此期间总体上一直稳步增长，出现了大量剩余储蓄。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东亚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方式，发达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美国从中所得最多。自从1971年出现23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货物贸易逆差)以来，货物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收支的常态。

　　1971年—2004年间，除了1973年、1975年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的货物贸易均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增长势如脱缰之马，2004年已达6655亿美元之多；2005年1—8月累计货物贸易逆差已达4831亿美元，预计全年货物贸易逆差将再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将超过6％(2005年9月号《世界经济展望》)。

　　第二重失衡则是我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失衡”。储蓄和投资畸高、国民消费过低是中国经济的痼疾，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它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换言之，其它国家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都在35％以下。但中国1980年—1989年间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高达36.5％；1992年以来始终高于30％；1998年以来始终高于36％；2002年高达42.2％。

　　今年，我国居民储蓄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一再上升，第一季度、上半年分别为35％、48％，前三季度合计竟然达到了53％的史无前例的水平，预计全年可达55％。与此同时，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在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为48％、43％和42％，持续下降。在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上600种主要消费品中71.3％的品种供过于求实属顺理成章，而大量商品投入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也是理所当然。

　　更糟糕的是，如果当前的趋势不能得到扭转，我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失衡”还将进一步加剧。因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强劲回升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预计全年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可达55％，2006年可能进一步接近60％。如此巨大的投资，最终将转化为更加庞大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国内消费不能同步扩大，要么是国内生产能力闲置、商品库存激增，要么是对外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经贸摩擦也因此更加激化。但我们国内消费不振的根源主要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解决起来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过高的贸易顺差既然是双重失衡的表现，解决之道也相应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全球框架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提高其储蓄率，具体做法是降低财政赤字；而在我们国内，无论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遇到多少障碍，我们都必须坚决地做下去。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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