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低收入户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一直受到西安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从贫困家庭的基本状况入手,分析他们致贫的原因,探寻解困、致富发展的办法,以促进西安市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一、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基本情况

    1、低收入群体内部构成。目下西安市低收入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传统的“三无对象”家庭；二是部分就业面低的家庭；三是那些收入不高,还有沉重负担的家庭,比如需要赡养老年人、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四是部分退休、退职较早的老年职工家庭；五是大量下岗失业和部分不景气企业待岗歇业的职工家庭。

    2、收入来源渠道少,收入水平提高慢。调查显示,2004年,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西安城市人均收入的一半及高收入群体收入的五分之一。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收入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社会救助的转移性收入在内。从其收入的内部构成看,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1.8%,比全市平均水平和高收入户分别低约4或7个百分点(见表)。低收入户收入水平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绝对额少,所占比重低。2004年西安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比较表(单位：元/人.年)

                     低收入组   全市平均   高收入组
                         构成       比重       构成   比重      构成   比重
    人均总收入         4192.5        100     9150.7    100   17303.5    100
    工薪收入           2591.4       61.8     6050.4   66.2   11870.3   68.6
    个体经济净收入      124.8        3.0      251.4    2.7     521.2    3.0
    财产性收入          83.21        2.0      187.0    2.0     444.5    2.6
    转移性收入         1347.4       32.2     2662.0   29.1    4467.5   25.8

    3、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差。低收入家庭,收入来源有限,消费能力较低。数据显示,2004年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4332元,分别是全市平均水平和高收入组的58.3%和36.0%,消费水平明显偏低。消费结构也是以吃为主的低层次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为41.9,高出全市平均水平和高收入组分别约为6和10个百分点。在食品消费中以粮食消费为主,但优质蛋白购买量明显偏低,肉、禽、蛋、鱼、虾人均合计消费仅28.5公斤,比全市平均水平和高收入户分别低28.6%和39.1%,鲜菜、鲜瓜果、奶类(不包括奶制品)人均分别消费97.7公斤、39.2公斤、17.8公斤,比全市的平均水平分别低13.8%、37.0%、24.7%,比高收入户分别低30.0%、54.6%、50.0%。中、高收入户的消费结构是开放性的,受外来压力较小,消费在各个领域呈同步扩张的趋势。而低收入户的消费结构呈挤压型的消费结构。

    4、家庭金融资产少,抵抗风险能力弱。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存量是城市居民家庭除正常收入维持的消费以外,可为继续维持和扩大家庭消费以及应急应变的积蓄保障。家庭财产是否殷实,决定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反映了一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的高低。据2004年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反映,有很大比例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在1万元以下,但很多低收入家庭基本无储蓄,甚至还有欠款未还,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收支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支大于收,靠借贷补充生活的需要。

    5、家庭人口多,就业比率低。2004年城市调查资料显示:低收入家庭户均人口为3.17人,分别高出全市平均和高收入组0.18人和0.55人；户均就业人口为1.32人,比全市平均和高收入户分别低0.14和0.23人,低收入家庭面临着家庭人口多与就业人口少的两难局面。并且低收入家庭就业结构低下也是一个不利的重要因素,全民单位就业比例低,户均仅0.58人,比全市平均和高收入组分别低0.41人和0.64人,而在收入较低的集体经济和城镇个体单位中被雇的从业人员比例高于全市和高收入组。据低收入家庭相关调查：低收入家庭中约49.4%和26.4%的人在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工作,约有45.2%和25.7%的人是生产运输工人和餐饮服务人员。部分人从事打零工,街头摆摊等不稳定的职业。

    6、社会心态日益失衡,孤独无助心理加剧。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在自主择业的形势下,下岗失业,再就业难度加大,新单位管理方式的不适导致一部分人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对社会认识存在偏见,甚至存有怨恨。据相关调查：在低收入家庭中,有一半的人感觉心情一般,近40%的人感觉生活郁闷,非常不愉快,感觉心情愉快的人还不到20%。有44.9%的人不喜欢各种节日,因为热闹的节日需要物质的衬托,没钱购物反而对心理形成一定的刺激。另一方面心灵孤寂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遇到找工作、子女上学、看病、借钱等等需要帮助的事时,除直系亲属以外,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可以找到2-3人求助,有近一半的家庭甚至找不到帮助。

    二、致贫原因

    1、经济改革发展不适引发贫困。从社会经济根源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转型、国有企业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客观上造成了部分劳动者的失业下岗和收入降低。同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保护机制的弱化,使其难以及时有效地弥补市场经济转型对部分劳动者的损害。目前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一部分人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不适应而导致的贫困。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是支撑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大梁,况且城市收入差距的70%来自于工资性收入。据相关调查：在低收入家庭中有下、待岗经历的占40%,没有工作从而减少或失去了工资性收入,如果再持续一段时间失业,将成为贫困的高发人群。

    2、个别领域消费突增催生贫困。90年代中期的医疗、教育等的改革,使得这些原来由国家买单的福利制度变成了个人负担,而且医疗、教育领域的消费成本也在飞速加大,数据表明:医疗、教育人均消费由1997年的217.28元和302.64元,分别增加到2004年的641.77元和801.23元,分别增长3倍和2.7倍,而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59.9%和56.3%,医疗与教育消费成倍增长,远远高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幅。“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这二句话如果同时言中,那就是穷人的不幸,据相关调查：在低收入家庭有疾病者占到14.2%,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病等慢性病是低收入家庭易得又养不起的病,很多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无法脱贫。教育消费也是一把利剑。西安市民历来以投资教育为己任,“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是对西安城市居民最确切的写照。置身在重视教育的环境中,低收入户对教育投资很难做到量入为出。2004年低收入组人均教育消费785.2元,与全市平均和高收入户基本相当,但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18.1%,比全市平均水平和高收入户分别高出7和12个百分点。有的家庭节衣缩食,一直将子女供到大学,可是一个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大约为五万左右,是低收入家庭不吃不喝至少五年的家庭收入总量。医疗、教育等消费增加使得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3、竞争能力薄弱陷入贫困。据调查：低收入家庭是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的占到70.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到35.7%,文化水平低限制了他们的就业取向,就业渠道和空间都很小,劳动技能又少,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在目前人力越来越资本化的今天,显得非常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并且机器设备技术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客观上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直接生产工人,而从企业里下来的工人,只能投入到商业和服务业里,就业面较窄,很多人都深刻地感受到活不好干,钱不好赚。

    4、思想观念陈旧引发贫困。思想观念陈旧主要表现在等、靠、要和懒惰、萎靡不振。首先就业成本与获得收入相比,对他们形成不了鼓励。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认为再就业只能低就,照顾不了家庭,收入低还委屈自己,因此他们很多人不愿克服困难就业。其次是他们就业主动性不高,求职门路狭窄。据调查,他们的求职方式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到职场毛遂自荐的比例并不高,一半以上的人是依靠亲友介绍,获得的社会职业空缺信息很少,在不断地等待和蹉跎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就业与失业的反复。另外在思想上还没有完成由国家人向社会自然人的角色转换,他们对政府、对原单位的依赖性太强,并没有产生通过提高自己去适应社会的想法。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由一开始的积极就业,到后来的“甘于”无业,每天早晚二顿饭,不求吃得好,只求能吃饱,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不是泡在电视剧里就是奋战在麻将桌上。这种混日子的想法正在慢慢地侵蚀着那些长期失业者的心理,使他们逐渐有了惰性,开始出现长期化和相对固定化的失业趋势,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自我封闭,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萎靡不振,进而自暴自弃、不思进取。

    三、脱贫致富任重道远

    1、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渠道、拓展就业岗位是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根本出发点。实现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全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是实现全社会共同进步的根本点。经济水平上去了,社会财富增加了,再分配才能游刃有余。在增加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同时,才有能力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2、加强法制监管、降低利益损失。今年西安市已经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执行情况并不尽人意,很多用人单位,尤其是商业和服务业内的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仍然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了标准,要加大执行力度,使最低工资标准能发挥出对低收入者收入尺度的衡量作用,并合理拉开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之间的距离,防止不同的保障线之间交叉,防止被城市懒惰和别有用心者利用,而损害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利益。

    3、提供学习培训、提高个人素质。在大力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号召下,政府和用人单位还有社会教育机构都需要担负起责任来。首先是用工单位,有安排职工学习的义务,对人力资源不能只是索取,而不去充值,因此对用工单位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要进行政策指导和效果监管。其次是对下岗工人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衔接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渔,因此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提供一些免费的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将提供培训和发放失业金有效结合,使他们能够增加应急应变的能力。另外从受训者的角度看,部分人是没有资金去学习,而部分人是没有信心去学习。对于没有资金去学习的人,需要得到政府资助或者是得到教育机构的帮助,否则他们将无法通过提高技能去提高就业能力。对于后者,政府和社会也不要忽略他们,要多树立成功典型,多角度加强信息交流,将他们吸引到主流社会上来,从思想的根源上打消这种躲避困难的惰性心理。

    4、物质精神相济、增强发展信心。据调查：部分低收入家庭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精神同物质一样面临贫困。个人心理健康需要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体系来支持,因此精神文明的宣传即要体现出广度又需要体现出深度,还要体现出一定的细度。政府和社会对低收入群体不仅是物质的简单给予,而是精神与物质并济,用关爱来温暖他们的心理,消融他们的冷漠,减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化解对贫富差距的怨恨,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未来的憧憬。

    5、提倡社会救助、扶贫帮困结对。目前的城市贫困救助依然是以政府的制度性救助为主,但制度性救助深受政府财政的制约,它所能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十分有限,因此应该更为广泛地向社会化缘。首先建立健全社会捐助系统和网络,为有爱心愿为别人提供帮助和需要接受帮助的人构架一个桥梁,并且搭建一个公正高效的救助平台,加强监管力度,使扶贫帮困的资源有效地发挥作用,取信于公众,对得起热心资助的人。其次是鼓励民间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创立福利医院或慈善医院；也可以通过特殊政策等优惠手段鼓励公立医院自觉成立为贫困人口服务的医疗机构,提供给低收入者低廉实在的医疗服务。另外进一步做好教育方面的社会资助,为那些能考上大学的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资助或者是贷款,为那些根本无力支付子女基础教育的家庭提供教育帮助。

    6、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困范围。低收入群体就业性质灵活,就业长短不稳定,而且低收入家庭中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相对较低。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份固定的养老金,生病时再有医疗保险的支撑,失业时有一份失业金的维护,这几条社会保障共同维护的保障线,将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保证,加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推广力度,为减少目前乃至十年后继续产生的新的低收入家庭奠定基础。社会保障要规范化、制度化,增强适合低收入群体和体制外人员参保的可操作性。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7、建立监测网络、分层制定措施。首先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认真的调查登记,摸清贫困家庭总量,对内部情况有一个详尽的掌握,知已知彼,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措施得当。其次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应该持续、长久,形成制度,建议建立一个超过目前城市“低保”范围的城市低收入问题监测网络,选择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做典型抽样调查。并且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内部构成不同,制定措施应该区别对待。一种是只能靠政府和社会救助,只能依赖社会保障维持生活的“自生”能力极弱的一伙人,这些人是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了,比如老弱病残的“三无”保障对象,对于这些人只能提高保障标准,才能保障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还有一拨人只是暂时陷入贫困,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也有劳动需要可以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得到劳动收入,改变生活状态。还有一些有劳动能力但由于暂时受挫没有劳动要求的这一部分人,他们自我封闭,越来越远离职业场,因此需要在社区这一层面上多沟通,多交流,增强其生活信心,从而愿意就业等改变生活窘境。

    8、“低保”措施灵活方便,申请、退保、复申、复审政策连贯。所谓“低保”,指的是城市居民最低的生活保障,它解决的是居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范围是那些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们,是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一个救助。从1998年开始,西安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以后,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低保”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享受城市“低保”的贫困人口也在逐年提高,已由1998年最初的1560人增长到2004年的156000人,城市低收入者也逐渐被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受广泛关注。当然,作为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命钱”,它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2004年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在领取“低保”的家庭里,有一半家庭年均获得补助是在2000-3000元之间,领取最多的户一年获得6480元,几千元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补充也确实不算小数,但“低保”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每年在复审时都会取消一部分“低保”家庭,但是这其中属于自愿退保的比例相当小,占到5%以下,一旦申请成功,很多人并不自愿申请退保。因为退保容易,再申请就难了,所以很多人申请到“低保”后,想办法隐瞒自己的就业情况和增加的就业收入。因此建议： (一)能够建立“能进能出”并且退出可以根据情况再次方便进入的动态管理机制,是“低保”制度日臻完善的必然发展趋势。并且保留再就业者的低收入家庭档案,作为继续关注的对象,如果再就业者再次失业,人均收入又落回“低保”线下,还能继续享受“低保”。(二)为了调动“低保”人员的就业积极性,应该给予一定的再就业补贴,可以降低“低保”的补助金额,按着固定的补助数额作为对再就业者的奖励补助,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的顾虑,增强再就业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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