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潘燕辉

　　《共建中国》这个选题其实源自两三年之前，那时候在看一个有关交通的电视节目，是讨论如何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问题。

　　这个节目在采访了一系列相关的官员和专家后，又去采访了一些出租车司机。

　　结果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部分专家和官员的解决办法既宏观又难以执行，而出租车司机则个个发言精彩，观点敏锐，发表的改革方法更是切实可用，大胆创新。

　　这个节目当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面对问题，我们往往习惯于找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却忽视了真正的专家往往产生在真正面对这个问题的人群中。

　　如同对交通法规而言，最有专业性建议的不是交管局而是司机；对报刊媒体而言，最有权威性的不是媒体评论者而是读者。

　　接下来我们就想到，在各个行业中，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们的IT行业、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金融行业等等领域，真正拥有创见的人在哪里？

　　随即《中国财富》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

　　我们约见了奥美公司的一位高管，问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是中宣部部长，你会做什么？”答案很有意思，“我会马上成立一个国家营销部，负责定位整个中国的品牌形象，并且在全世界大规模推广。现在中国的企业纷纷走向世界，如果对外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形象，那么对我们的企业在世界上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就如同大家看到德国产品，就会想到结实耐用；看到日本产品，就会想到经济灵巧；看到法国产品，就会想到高档浪漫。”

　　我们又去采访了IBM金融部，结果他们的回答更让人吃惊“如果我是央行行长，我就会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彻底解决坏账的问题。目前中国银行的运作流程有着非常多的漏洞，具体在……”

　　我们似乎得到了确切的答案：在各行业的人群中，拥有的非凡创见力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其创见和建议的可行性与创新性都非常高。同时，寻找真正的专家，将专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读者，也正是《中国财富》一直坚持的办刊理念。

　　不过，由于《中国财富》杂志本身力量所限，我们不得不集中力量运作，重点关注热门行业，采访人群限制在相关行业的行业领袖，并且限制他们只能针对本行业发表看法，为了避免过于专业化，还同时加入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在访谈的过程中，访问了100多位世界500强公司、中国大型企业等行业领袖企业之后，我们精选其中50多位人物的建议和创见。

　　由于访谈难度极大，本期杂志离我们预想肯定还有不小的距离。这虽然是不够完美的第一步，却是我们的一大步。因为《共建中国》这个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见：中国需要对各个行业的真知灼见，每个中国人都和中国的建设相关，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可以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消除体制障碍

　　才能加快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没有能够按照党政领导的多次决定的要求实现向集约增长的方向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方面的制约使然；一方面，适合于传统增长方式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仍然握有很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动用土地、信贷等资源发展那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然而产值大、税收多的产业；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长期存在一种误读，以为只要加强领导和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技术发明就会源源而来，新材料新产品也就会不断涌现。殊不知技术进步不是一种可以从发达国家自动“溢出”和从外国简单引进的外出变量。在技术本身和制度设定两者之间，后者重于前者。从静态的观点看，现有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可能达到高度的上限，但它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是由制度决定的。从动态的观点看，良好的制度能够推动技术可能性的边界不断扩大，而不良的制度只能造成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安排有利于智力创造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活动才会广泛开展，否则就会出现“苏联现象”，即苏维埃国家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但其技术进步仍然十分缓慢，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十分粗放。究其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封闭、僵化、等级制的科研体制，抑制了科学家和其它专业人员创造性的自由发挥；同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损害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而只能依靠由上而下的计划指令和资本等资源的大量投入支撑缺乏效率的经济增长。

　　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国家来说，出路在于消除实现集约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使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激励技术创新的机制的制度化，加快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治自律的科学共同体，由这种共同体来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学术规范，实施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奖励制度。对于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主导，确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总的说来，就是要打破行政化和官本位，压抑创造性的体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对于技术而言，由于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热情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活动是否规范，对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足够有力。在“你创新、我仿冒”，新产品刚一上市，甚至尚未上市就遭到仿冒的情况下，企业和专业人员就很难有投资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证发明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从发明创造中得到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接近，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漫谈个税调整

　　韩秀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9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个税问题举行了立法听证会，万众瞩目。

　　听证会上争论激烈的主要有这么几个焦点，一是1500元减除额是否偏低，据统计，6成陈述人认为1500元个税减除标准偏低？二是减除额应该采取一刀切，还是按地区区别对待？三是确定减除额是否需要考虑家庭供养因素的不同？另外还有争论重新确定个税免征额后，税率是否也需调整等等问题。

　　我不是个人所得税专家，所以在这篇解读中，本文不打算针对究竟应该调多调少等技术性问题进行探讨。我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史上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二、这是自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25年来，第一次全国性调整个人所得税减除额。

　　这数十年来第一次，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等等变动，有什么深刻的经济含义？这些现象的发生说明了什么？对我们将来的经济生活会发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联系到今年7 月21日央行宣布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是自1994年1月1日后11年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对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以官方形式进行调整，你就会发现，这些看起来不起眼，或者看起来调整幅度都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怎么都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没动过的政策呢？为什么都在今年发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首先站在一个尽可能大的宏观面来说，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取得了无数骄人的业绩，但也积累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就经济问题来说，有很多矛盾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于是有了“攻坚战”一说。但攻坚，其实说了好多年，真动起来不那么容易，原因在于除了需要胆量，还要讲究策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现在像个拆弹专家，有时拆得很高明，我们应该为之鼓掌，比如汇率问题、个人所得税问题等等，有时也拆得很悬，比如股市问题、内外所得税合并问题等等，我们也为之捏一把汗。我这么讲是希望读者思考两点，一是看到政府积极的一面，政府正在动棘手的问题，成功解除一个危机，经济就会往健康的方向多一分发展的良机；同时我们也要有危机意识的一面，尽管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中国经济一定会向一个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但我最近越来越有一种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自建国以来，我们的民众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严重缺乏经济危机的意识和知识。换句话说，严重缺乏抵御经济危机的知识和能力储备，这不是个好现象。如今油价创历史新高、电力短缺、矿难、自然灾害频发等等，之后呢？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政府是否都能一一化解？我们民众相信政府没错，但相信到依赖的程度，其实对于政府和民众，都是危险的；

　　其次，以动汇率和个人所得税政策为例，表面上看，这两个政策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处于“压力风暴”的中心，政府必须做出某种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压力足够大的时候，才会表现为政府去触动那些多年不动的政策。这种反应，我不希望读者把它解读为政府屈从于某种压力，在我看来，恰恰是政府在“借势发力，巧渡难关”。这恰恰是我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顺势而为”！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实际是处于国际贸易的一个压力风暴中心，而高速成长越来越强盛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而有弹性的外汇制度是迟早的事；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中国实际上处于国内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风暴中心，这种压力大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及时化解，就可能演化成经济灾难甚至政治灾难。所以当我们看到政府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对“历史不动问题”开刀的时候，它的态度已经足够鲜明了。有时候当我们处于压力风暴中心的时候，可能是麻木的，也可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到风向的趋势。我把不同的政策变动连线起来，把不同政策态度的相同点连线起来，希望能帮助读者看到我国政府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

　　最后要解读一点信息，就是不容易去注意，但又实在值得注意的信息。就当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埋头计算汇率升了降了，是赚了赔了的时候，实际上政府在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在这种11年不动的汇率政策上采取实质性的制度突破，但这时候我们没有听见它在高喊市场经济；当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正在为个人所得税起征收点应该是1500元还是2000元争论不休的时候，实际上政府在加快民主的步伐，在这种人大常委会立法史上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进行历史性的突破，但这时候我们没有听见它在高喊民主改革。当我们终于发现有一天对汇率调来调去、个税基准加来减去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才不知不觉发现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上进步了好长一段距离。

　　今天漫谈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实在算不上一个让你发财或者让你破产的大事，但它传递出很多我们对将来经济发展判断的有效信息，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值得警惕的东西。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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