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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指出，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一是国内消费疲软，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太低，储蓄太高；二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太高。
李稻葵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改革城市化的方式。 中国目前消费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消费没有起来，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消费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不在农村。李稻葵说，仅就农村和农民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消灭”一部分农民，把其转换为非农民，从而把农村的一部分消费转移到城里来。“中国现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简单地扩大城市的土地规模，而不是允许农民变成城里人。”他表示赞同深圳的做法，深圳是先移民，移民之后产生了对土地的价格、对房地产的需求以及对城市扩张的自然的市场的动力。这才是正常的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基本过程。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违反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对于那种一放开户籍制度就会产生孟买、加尔各答等新的大城市的综合病的观点，李稻葵主张应该向改革要出路。应该考虑用跨国移民的方式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户籍制度。“就像是中国人要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样，你先得找一个公司，然后通过公司的考验，公司觉得你适合它的工作再发签证和绿卡，然后就可以把全家搬过来。这种方式会更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规律，亦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及消费疲软问题。”
点评：我们曾经指出：“外贸顺差太高的根源是农地公有化。”看上去这两种现象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恰恰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而李稻葵先生的上述说法似乎正与主持者“所见略同”。无论是投资比例过高，还是出口顺差太高，其根本原因都可以顺藤摸瓜地归结到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主要表现在农村在城市，这几年购买商品房和汽车等大宗商品正在形成消费热潮。还是那句话，农民没钱，怎么去“扩大消费”﹖
李稻葵先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实行城市化，但接下来的“路径选择”与我们的“路径选择”似乎有了一点儿分歧。我们认为关键要实行农地私有化，而李先生认为关键是改革户籍制度。事实上，现在即使给了农民城市户口，农民依然无法在城市定居，因为他们既缺乏在城市定居的基本生活资料，也缺乏在城市定居的知识和技能，即生存能力。
李先生举出“深圳模式”来作为自己观点的正面例证，但请不要忘记，深圳的移民，绝大部分都不是农民，而是其他地方的城市居民。而他所举的澳大利亚的移民模式，在农地公有化的情况下，也不适合于中国。因为要想成为城市企业的正式雇员，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和技能，而现在的农民大多数缺乏这种条件，只能充当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临时工。必须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后代接受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训，才能使他们具备这样的条件，但这需要付出成本，如果农民手中没有“第一桶金”，他们又拿什么去支付这种成本﹖除非政府实行全民的免费教育包括免费的高等教育和免费培训。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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